經義：

如商紂王這樣“有命在天”，迷信天命的思想，在中國文化中受到廣泛批判。

《史記•殷本紀》中，祖伊對這句話的反應與《尚書•西伯戡黎》不同，從中更能看到他對“有命在天”思想的批判態度：“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

不是說祖伊反對天命存在。他同諸賢哲一樣，將天命看作一種事態。天命並不是由有意識的神決定的，它可以被我們認識。所以本節祖伊從治國理政以及民意的角度，否定紂的天命觀。因為紂施政的罪過太多，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商朝滅亡已經無法挽回。

有趣的是，《史記•殷本紀》接下來就講到武王的天命觀。事情是這樣的：文王死後，武王決心東征伐紂，到盟津，背叛商人來跟周會盟的諸侯有八百之多。諸侯都主張立刻討伐商紂王。周武王卻認為事態還不成熟，時機沒到，說這些諸侯不知“天命”，於是帶領大軍回去了。直到紂王眾叛親離，才開啟了滅商的牧野之戰。“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複歸。”

——顯然，武王才真正認識天命之所在。

早期人類普遍生活在“以神為本”的世界中，神支配著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決定了人的命運。從古希臘時代起直到今日，“有命在天”是西方文明基本的天命觀。

武漢大學趙林教授在談到希臘的命運觀念時寫道：“它永不出場，但卻是不可抗拒的、決定性的。這一點在希臘悲劇裡面表現得非常清楚，在希臘悲劇裡，那些神和英雄之所以遭遇到悲劇性的結局，都是由於不出場的命運在起作用，甚至連眾神之王烏蘭諾斯、克洛諾斯、宙斯也對命運束手無策。赫西俄德在《神譜》裡講到三代神王的更迭，烏蘭諾斯被他的兒子克洛諾斯所取代，克洛諾斯又被他的兒子宙斯所取代，每一位神王都知道自己的權力將被一個兒子所取代，他們也採取了防範措施，但是最後都無法避免悲劇的發生。”（趙林：《基督教與西方文化》，商務印書館2013版，第18頁。）

後來基督教接受了希臘悲劇的命運觀念，只不過這種命運（救贖）是由上帝安排好的，儘管表面上它將希臘文化看作異教。“在基督教中，上帝從來都不出場，但是他卻是整個世界的最後原因和終極根據。所有在場的東西都是上帝創造的，所有的劇情都是上帝事先編排好了的。上帝就是一個永遠不出場的導演，但是所有的演員都必須嚴格按照導演的意圖來表演。”（趙林：《基督教與西方文化》，商務印書館2013版，第19頁。）

東西方不同的命運觀，決定了其迥異的生活觀念——中國人一方面服從事物的自然規律，另一方面又通過人的努力，成就人生。在人與外物，天與人的關係方面，中國先哲表現得理性而中道。他們一方面否定神本世界裡“有命在天”的觀念，另一方面強調人的主動性，“修身俟命”。《孟子•盡心上》說：“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被困陳蔡的孔子，面對極度的險境，仍對弟子子路宣講命運的真諦：賢能還是不賢能，在於資質；是做還是不做，在於人；得到賞識還是得不到賞識，在於時機；死還是生，在於命運。現在有人遇不到時機，即使賢能，他能有所作為嗎？如果碰到了時機，那還有什麼困難呢？所以君子廣博地學習、深入地謀劃、修養身心 、端正行為來等待時機。《荀子•宥坐》記孔子言：“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

中國老百姓用更樸實的話語表述“修身俟命”：“盡人事以聽天命”、“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脫離以神為中心的世界觀，命運不再由天（神）定，人成為支配世界的重要力量——這是人類文明重要轉捩點。

如上所述，這種偉大的人文精神不僅為中國先哲所宣導，數千年來也影響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經文：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於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於爾邦！”

語譯：

祖伊對紂王說：“黎國失守，我們都城的西大門洞開，難道這是上天想終結商朝的統治嗎？負責溝通天人的神職人員用大龜占卜國運，他們都沒能看出什麼吉兆。其實不是歷代先王在天之靈不想保佑他們的後人，是因為天子您沉溺于享樂，導致上天不再眷顧我們。因為上天要放棄商朝，恐怕此後再不能安享太平了。這全是因為您不能揣摩天命，不遵守法度造成的。當下民眾都希望商朝儘快滅亡，他們甚至詛咒說：‘上天為什麼不懲罰天子？’至少現在上天還沒有降下懲罰，您打算怎麼做呢？”

紂王說：“啊，我繼承天子之位，完全符合天命，民眾詛咒能奈我何？”

祖伊不同意商紂王的看法，感歎道：“哎，紂王您的過錯太多，上天看得十分清楚，天子怎能向上天祈求國運呢？國運是由天子良好的治理來決定的，從您的治理措施看，商朝是朝不保夕，肯定會被西周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