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盤庚一再勸告百官，不要斂財，而要使人民安居樂業，“生生”。換言之，當官要為國為民理財，不能為私為己斂財。

先秦聖賢很少將義、利截然對立起來，認為二者相互聯繫，義是利的根本，以義制利。仲尼執鞭，何嘗否定財利。《論語•述而》引孔子言：“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易經•乾•文言》說：“義者，利之和也。”2015年入藏的《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中有：“聖人樂義而美利。”（黃德寬：《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概述》，載《文物》2017年第9期）

先賢反對的，是官員以公權利為自己斂財，不能造福百姓。魯國大夫孟獻子曾說：“養了四匹馬拉車的士大夫之家，就不要再去養雞養豬；祭祀用冰的卿大夫家，就不要再去養牛養羊；擁有一百輛兵車的人家，就不要任用搜刮民財的家臣。與其用搜刮民財的家臣，不如用偷盜的家臣。”就是說，一個國家不應單純以財貨為利，更應以仁義為本。做了國君還一心想著聚斂財貨，不重視社會公平正義，不能站在普通百姓一邊損有餘補不足，必定陷入小人的行徑。《禮記•大學》中說：“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

不幸的是，後世儒者多將義、利對立起來。孟子答梁惠王：“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到西漢董仲舒那裡就成了：“夫仁人者，正其誼（誼通“義”——筆者注）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

更有甚者，為國理財，搞財政經濟的官員都成了與民爭利的“聚斂之臣”，中國古典經濟學輕重術成為絕學。國家沒有強大財力，不富則不強，漢以後國運轉弱，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歷史上著名理財家，千百年來多為人所詬病。比如北宋神宗年間能臣吳居厚，通過市場運作，利權歸國，不僅本路財用充足，還將大量金錢上交中央，為國家財政軍需做出了巨大貢獻。其墓誌銘中說：“公在東土（東土，指京東路——筆者注）累年，處畫精審，豪商右姓不得擾開闔之柄，而利歸公上，坐收緡錢數百萬，贍一路，且輸其贏以實中都（中都，京師——筆者注）。”（葛勝仲：《樞密吳公墓誌銘》，《全宋文》第143冊，第63頁。）

元豐六年（1083），神宗皇帝下旨褒獎他：“居厚將命一道，不辱使指，無黷乎上，不擾乎下，不諠于聞，而於二三年間坐致財用數百萬計，前日縣官窘迫，一朝變為寬紓。經費之外，又能應緩急之求。內外理財之臣，未有出其右者。”（《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39）

就是這樣一位傑出的財政專家，卻因雷厲風行被看成“掊克吏”“聚斂之臣”，直到21世紀的今天仍然是這樣。因為官營鹽鐵等措施得罪了豪強巨富，竟然有人要將他投入到治鐵爐中燒死。“元豐末，京東劇寇數千，欲取掊克吏吳居厚投之鑄冶中，賴居厚覺早，間道遁去。”（《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54）

國家擁有強大財力，才能從經濟基礎上保證社會公義。一味追求“小政府”，只會使大資本、大商人左右市場，剝削人民——“小政府”是漢以後儒家小農主義自由市場經濟論者的主張，也是當代自由資本主義的主張，二者本質上都是私人大資本的代言人！

總之，在經濟問題上，必須分清公與私的界線。為政者，以“安利元元”，使百姓過上安穩好日子為第一要務。這要求中央政府不僅政治強大，財力上也要強大——經濟層面必須“建中立極”。

經文：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眾。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於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語譯：

（盤庚說）“啊！各位諸侯、大臣，各位官員們，每個人都應認識到建設新都中自身職責之所在。我會嚴格考察你們的工作，看能否聽從我的命令，恭謹地治理民事。

“我不會任用聚斂錢財之人，而會任用那些幫助民眾改善生活的人。對於能使民眾安居樂業的人，我要根據他們功勞依法重用或獎賞。現在我已經把內心想法坦誠告訴了你們。你們已經清楚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不要違背我對你們的希望，不要總想著為自己聚斂財富，應該為促進民眾幸福而積極建功立業，對民普施恩惠，讓他們分享發展成果，永遠和人民心連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