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國文化治身與治國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將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原典《黃帝四經•道法》的“應化之道，平衡而止”，中醫原典《黃帝內經•素問》的“無問其病，以平為期”，應用于當代世界和平與發展問題——翟玉忠先生可謂深得中華文化三昧！

中國文化是中國人安身立命、安邦治國的根本，因其道法萬物之自然、王者無外的天下觀念，也使它成為人類安身立命、安邦治國的重要思想資源——為全球化時代的世界提供了新的文明範式。 

面對第三次世界大戰及“核冬天”的恐怖陰影，面對二戰後確立的國際秩序的解體以及越來越嚴重的生態資源危機，面對西方人文社會科學解決這些問題的蒼白無力，太多有識之士都在尋找取代西方文明的可替代道路。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過去五千年來維繫了持久和平和持續發展的中國文化，成為解決世界和平與發展問題的金鑰匙。 

1、維繫人與自然動態平衡的禮義文明 

從堯舜禹湯到21世紀，中國是如何生生不息、綿延不絕，今天再度雄起於世界東方的呢？關鍵是它在內部維繫了社會系統的平衡，在外部維繫了生態系統的平衡，前者是後者的前提條件。進而言之，沒有社會系統內部的平衡，人與自然的平衡終將被打破，人類生態系統終將走向崩潰。 

這種維繫人與自然的動態平衡體系，先賢稱之為禮，中國人稱自己“禮義文明”！ 

戰國末年貫通百家的荀子就注意到人類欲望的無窮性和自然資源有限性之間的矛盾，他認為解決此一矛盾的根本在於區別確定人們的社會職責（名分），用以調節人類的欲望，滿足人們的物質需要，使物質資源和人類欲望在互相制約中均衡增長——欲望、消費不超過資源承載力，資源不因欲望、消費而枯竭，這就是禮的起源。《荀子·禮論》說：“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屈，竭盡——筆者注）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在具體操作層面，作為中華世界一切社會活動的總和——禮的原則被貫徹到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節制資本、節制消費、節制欲望是禮制的重要內容。因此，早在三千多年前，我們就有了嚴格的環境生態法規，目的不是站在生態之外“保護環境”，而是參贊天地之化育，促進天地自然的可持續發展，所謂“育之以時，而用之以節”。（《漢書·貨殖列傳》） 

《逸周書·文傳解》就周文王臨終前，向太子發（周武王）講述的治國大法，其中談到如何根據自然的生產週期從事生產：山林不到季節不舉斧子，以成就草木的生長；河流湖泊不到季節不下漁網，以成就魚鱉的生長；不吃鳥卵不吃幼獸，以成就鳥獸的生長。打獵有季節，不殺小羊，不殺懷胎的牛。牛犢不拉車，馬駒不驅使。土地不失其所宜，萬物不失其本性，天下不失其時令。“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綱罟，以成魚鱉之長。不麛（麛，音mí，幼鹿，這裡泛指幼獸——筆者注）不卵，以成鳥獸之長。畋獵唯時，不殺童羊，不夭胎牛，不服童馬，不馳不騖，澤不行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時。” 

這裡的“時”，就是《禮記·禮運》說的“夏時”，後世月令的鼻祖《夏小正》，它是社會各階層（包括天子）都要遵守的律令、規則，後世月令不乏與生態環境建設有關的內容。比如《呂氏春秋·孟春紀第一》載：春天第一個月要修訂祭祀的典則，祭祀山林河流不用母牲做祭品。禁止砍伐樹術，不許搗翻鳥巢，不許殺害幼小的禽獸，不許捕捉小獸和掏取鳥卵，不得聚集民眾，不得建立城郭，要掩埋枯骨屍骸。“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禁止伐木；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夭、飛鳥，無麛無卵；無聚大眾，無置城郭，掩骼霾髊（髊，音cī，腐骨——筆者注）。” 

作者還指出，若在本月施行其他季節的時令，會導致災難性結果。比如孟春如果發佈應在夏天發佈的政令，風雨就不能正常來去，草木就會過早地乾枯，人民就會感到惶恐。“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槁，國乃有恐”。 

如果一味追求物欲的滿足，而不用禮義法度節制自己，結果人類定會滅亡。荀子指出，如果只看見生，這樣的人就一定會死；如果只看見利，這樣的人就一定會受到損害；如果只喜歡懶惰苟且偷安，這樣的人就一定會遇到危難；如果只縱情作樂滿足物欲，這樣的人就一定會滅亡。《荀子·禮論》說：“故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苟怠惰偷懦之為安，若者必危；苟情說（說：通‘悅’——筆者注）之為樂，若者必滅。” 

所以，荀子提出了禮的三個根本，天地自然作為根本，奠定了經濟生活的基礎，這是20世紀後半葉環境保護運動興起後，西方人才醒悟到的現實。《荀子·禮論》說：“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君師，天子——筆者注）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偏亡，猶言部分缺失——筆者注），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2、社會平衡的重心、集權而非極權的中央政府 

祖先是種族的根本，這好理解。為何說天子是禮的根本呢？因為天子是社會統一公正的象徵，是社會平衡的重心。一個社會失去重心，必將陷入混亂。先賢認為天下秩序的根本是社會重心的穩固，而非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權力制衡，這是東西方政治文化重要不同點。 

古人稱超越黨派、建立吸納社會各階層的強大中央政府為“建中立極”。成書于周代早期的《尚書·洪范》將“建其有極”作為治國大法的核心，指出：“無偏無党，王道蕩蕩（蕩蕩，寬廣的樣子——筆者注）；無党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就是說不要有偏私，不要結朋黨，王道是寬廣的。不要結朋黨，不要有偏私，王道是平坦的。不要背離法度，王道正直！大家要團結在中央政府之下，堅持大中之道。

同所有現代國家一樣，中國自四五千年前就是中央集權的國家，且集權程度有加大的趨勢，表現為政府的複雜化，官員數目的增加。據《禮記·明堂位》，有虞氏（舜王朝）有官五十人，夏後氏有官一百人，殷代有官二百人，周代有官三百人。“有虞氏官五十，夏後氏官百，殷二百，週三百。” 

但集權不是極權，中國的皇帝制度要求國家元首依法依禮行為，且對全體人民負有無限責任，包括教化責任，所以天子又稱君師。 

過去一百多年來，學人習慣於用“極權”“專制”形容中國傳統政治制度，乃至形容繼承了大一統國家的當代中國政治體制，這是對歷史和現實的極大誤讀，是思想自我殖民的產物。事實上，只是在1901年以後，將中國政體歸為“專制”才流行起來，並利用它作為批判現實的武器，當時並沒有多少人關心其學理上正確與否。清華大學人文學院侯旭東教授詳細梳理了中國古代專制主義說，痛心地寫道：“‘中國專制’說從出現到流行於中國學界與社會的歷程是中國近代遭遇危機背景下國人思想上經歷西方理論殖民的一個縮影。如果說中國在現實中僅僅是半殖民化，但在思想觀念上受到的殖民卻更加嚴重。近代中國學術可以說幾乎都是在西方的刺激下形成的（其中不少是取道日本而獲得的），許多基本前提與判斷，和‘中國專制’說一樣，都是沒有經過認真的論證就接受下來，作為學術積累與流行觀念的基礎。追根溯源，這類中國觀大多不是在科學研究基礎上形成的，加以西方‘東方主義’的歪曲，其中的問題必然不少，不可等閒視之。”【1】 

國家元首“天子”具有排他性的權威，卻不能超越道及由道衍生的法律，且必須對人民負無限的責任，中國人乾脆稱官員為“父母官”，因為父母對子女的責任近乎是無限的。“大同”是中華治道的最高理想，也是千百年來國人的基本價值觀。《禮記·禮運》論及堯舜天下為公的大道流行之世時說，那時根據功績，選賢任能，彼此間講究信譽，和睦相處。人們不只把自己的親人當親人，不只將自己的子女當子女。使老年人能安度晚年，壯年人都有活幹，矜寡孤獨和殘廢有病的人都能得到照顧，男子都有職業，女子適時而嫁。“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 

這裡，國家管理責任甚至延伸到了適時婚配層面！ 

3、西方治道不是先進的，而是危險的 

不是通過幾年一度的民主選舉，而是通過複雜且頻繁的考績問責制度，讓官員對人民負責。《尚書》最早的篇章記堯舜時代政治，其中屢次提及考績問責。《尚書·堯典》中有“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尚書·皋陶謨》作“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又《左傳·僖公二十七》趙衰引《夏書》作：“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三者文字略有不同，但都體現了選賢與能、循名責實、以法賞罰的基本政治原則。在舜王朝，“三載考績”，每三年考查官員的政績，據此進行表彰懲罰已成定制。

反觀西方多党制民主選舉，代表特殊利益集團的黨派以民選的方式剝奪了人民的政治權力。因為投票根本不是問責，因為無人能撼動特殊利益集團在西方社會中的地位——無論哪個候選人上臺！無論哪個在任者垮臺！ 

我們看美國政府處置此次新冠疫情就知道，儘管死了上百萬人，但事實上沒有一個州長，一個聯邦政府官員被問責。特朗普競選連任失敗也很難說是因為其疫情處置不當，而是經濟政治等多種因素造成的。

西方學者習慣于將中國元首想像為無法無天，淩駕於法律之上的帝王，理由是中國缺乏西方那樣的一神或多神超驗性宗教，把最高權力者與老百姓一樣變成了神的子民，一同受宗教法規的約束。美國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認為：“宗教權威的分開存在，使統治者傾向于承認，自己不是法律的最終來源。弗雷德里克·梅特蘭堅信，沒有一位英國國王認為自己高於法律。但這不適用於任何一位中國皇帝，因為沒有一條法律是他們承認的，除非是自己的金口玉言。在這方面，像印度的拉賈（raja，舊時印度的邦主，王公——筆者注）和刹帝利、阿拉伯和土耳其的蘇丹，基督教君主同意自己身處法律之下。”【2】

這完全是對中國古典政治的無知。在中國文化中，取代西方上帝位置的是道。道在人間的體現就是法，任何人都身處法律之下，即使作為“執道者”“（以道）生法者”的君主也是一樣。《管子·任法》指出：“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慎子·逸文》說：“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黃老經典《黃帝四經·經法·道法》說：“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故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

《管子·任法》直接將“法”定義為：“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發通“法”——筆者注）焉。故曰‘法’。”《慎子·逸文》說：“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韓非子·外儲說右下》乾脆將“君”定義為：“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 

元首作為人民長遠和整體利益的最終維護者，當效仿大道，無私無我，均平天下，普施萬類，防止任何代表特殊利益集團的朋黨或黨派形成，這樣才能保證法律的中正，治道的貫徹。《韓非子·揚榷》論證說：“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繩不同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君不同於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容，猶言樣子、模式——筆者注）。” 

所以千百年來，反對“兼併”“下相役”，反對特殊利益集團剝削人民，是歷代王朝不變的政治主題。這使中國沒有陷入西方國家“以資為本”，資本特殊利益集團近乎壟斷一切的極端。

資本的本質特徵是逐利性，逐利就要不斷刺激消費，而刺激消費的最便捷方式就是掠奪資源，從事戰爭。這就是為什麼，不受節制的資本使世界長期動盪不安的原因。 

戰爭總會使“軍工複合體” （MIC，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由軍隊、軍工企業和部分美國國會議員組成的龐大利益集團）賺得盆滿缽滿。以最近的俄烏戰爭為例，在戰爭開始的一周之內，美國就向烏克蘭提供了近1.7萬枚“毒刺”防空導彈和“標槍”反坦克導彈，而約有18名美國國會議員及其夫人持有製造“毒刺”和“標槍”導彈的軍火公司股份。尤其是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預計這兩家軍火商將因此獲得高達數十億美元的巨額利潤。【3】 

西方國家內部的分權制衡及國際的實力均勢，由於缺乏真正的政治中心和穩定重心，使其長期處於社會分裂和國家戰爭之中。美國從未真正實現民有、民治、民享，多數時間裡是一種吸血的權貴資本主義，掠奪性的壟斷資本主義，是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說的：1%有、1%治、1%享——鐵的事實證明，西方治道不是先進的，而是危險的，無論在學理上還是在現實中都是這樣。

以“建中立極”維繫社會系統的和平，以禮義法度維繫生態系統的平衡——給出了21世紀解決世界和平與發展問題的中國方案，為人類文明提供了新範式。 

該范式基於中國人五千年的文明實踐和五千年的學術傳統，相對于其他尚在繈褓中掙扎的模棱兩可的可替代道路，這是怎樣非凡與寶貴啊！ 

在此意義上，踐行中國文化就是救世！ 

（作者是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研究員，新法家網站總編輯，大《六經》工程總編輯 

注釋：

【1】侯旭東：《中國古代專制主義說的知識考古》，收入《近觀中古史：侯旭東自選集》， 中西書局2015年出版。）

【2】法蘭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47頁。

【3】哈利勒·阿納尼：《美國的戰爭掮客》，網址：https://chinese.aljazeera.net/opinions/2022/4/5/%E7%BE%8E%E5%9B%BD%E7%9A%84%E6%88%98%E4%BA%89%E6%8E%AE%E5%AE%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