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戰國以後儒、道、墨等已經互相攻擊——道術為天下裂。本文所說的大儒，相當於儒家所說的聖人。文王、周公、孔子都應該是這樣的人物。大儒的成效可以憑藉百里之地而統一天下，言為世則，行為世範。但是君主所任用的人卻可以分為幾等，即俗人、俗儒、雅儒、大儒，各有不同的品性和才能，任用他們的成效也完全不同，任用俗人必亡其國，任用俗儒僅能自保，任用雅儒足以安定，任用大儒可以臣服天下。如果得不到大儒而任用他，那麼次一等應該求雅儒，但是從古到今，沒有不亡之國，則主要在於他們所任用的都是俗人、小人，這一點足以為治理國家者借鑒。

經文：

造父，天下之善禦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羿，天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

夫車固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居窮巷陋室，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之國不能與之爭勝矣。箠笞暴國，一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勳，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檢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

耳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利為隆，是俗人也。逢衣博帶，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其衣冠言行，為已同於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一制度，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內不自誣，外不誣人，以是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也。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以一行萬。苟有仁義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奇物變怪，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疑，援法而度之，奄然如合符節，是大儒者也。

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定於一朝之間。《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語譯：

造父，是天下善於駕馬車的人，但是沒有車和馬，就不能夠表現自己的才能。後羿，是天下善於射箭的人，如果沒有弓和箭就沒有辦法表現他箭術的精巧。大儒是能夠調和統一天下的人，但是沒有百里的土地就沒有辦法表現他的功績。

如果車子很堅固，馬匹很整齊，卻不能夠行千里路的話，那就不是造父；如果弓很調和，箭也筆直，卻不能夠從很遠的地方射中微小目標的話，那就不是後羿。如果有百里的土地，卻不能夠調和統一天下、制服四周的蠻夷的話，那就不能夠算是大儒。那些大儒，即使隱居在狹窄的窮巷，住著簡陋的房屋，地方極小，但是王公也不能夠和他爭奪聲名。如果能夠治理百里的地方，就是有千里之地的國家也不能夠和他爭奪勝負。攻打殘暴的國家，統一天下，沒有人能夠顛覆，這是大儒的勳勞，他說的話有條理法則，他的行為合乎禮儀，他做的事情不會讓他後悔。他應對危險和變化到處都很恰當，跟隨著時代一起變化，和時局一起變動，雖然千變萬化，但是其中的道理只有一個，這就是大儒的成就。所以有俗人，有俗儒，有雅儒，有大儒的分別。

耳朵不曾聽說過學問，行動不符合正義，迷迷糊糊地只知道追求富貴和利益，這是俗人。穿著寬大的衣服，系著寬闊的腰帶，能夠粗略地取法前代的君王，但足以讓世上混亂；學術謬誤，學問博雜，他的衣著言行舉止，已經和世俗的人沒有什麼不同，卻不知道其中的壞處；他的言論談說已經和老子、墨子等學派沒有什麼差別，卻不知道對他們和儒家加以分別，這是俗儒。取法先王，統一制度，言行遵循大的法則，但是他的賢明卻不能夠做成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法度教化所沒有涉及到的，自己的見聞所沒有觸及到的，知道的就說知道，不知道的就說不知道，對內不欺騙自己，對外不欺騙別人，所以尊敬賢人，崇尚法度，不敢有所懈怠和傲慢，這是雅儒。取法先王，依循禮義以淺近的事情推測廣博的道理，以一種道理推行到各種事情中去，如果有仁義的道理，即使在烏獸之中，也能夠像分辨白黑那樣清楚，對於稀奇的事物，奇怪的變化，自己所沒有聽說過、所沒有看到過的，忽然出現在某一個地方，就用自己所理解的道理來應對它，沒有什麼疑惑，依據法度來衡量它，就像是符節那樣一致，這是大儒。

所以君主如果用俗人來從事政治的話,即使是擁有一萬輛兵車的大國也會滅亡；如果用俗儒的話，萬乘之國能夠保存；用雅儒的話，千里之國也能夠安定；用大儒的話，百里之地也能夠長久，三年之後，天下諸侯都來臣服，如果他在萬乘之國從事政治的話，那麼他一朝之間的舉措就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詩經》上說:“周朝雖然是一個古老的國家，但是它所受的天命卻是新的。”文王可以說是大儒了。

（整理自孫立堯注譯：《新譯韓詩外傳》，臺北三民書局2012年版。經義為原書“研析”部分，文章並不代表本網觀點；標題為整理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