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本章將禮視為治理天下的根本。儒家對於禮治的重視超過法治，禮治和法治最根本的區別，一是以人情為本，一是以法律為本。從今天看來，兩者各有所長，也各有所失。以禮為本，必然以教化為根本，對於老百姓的道德水準的要求也必定很高，要求人人安於本分，如果從上至下都保持住這樣的道德水準，那將會是一個和諧美好的社會；另一方面，許多事情便沒有一個十分精確的尺度，一旦禮壞樂崩，社會風氣澆薄，整個社會就會陷入一片混亂。以法為本，事事都有具體的的法律來衡量，社會便處於一個很有條理的狀態之下，但是人情以及社會道德便往往會被忽視，也會不斷地出現這樣那樣的社會問題，於是便會進一步加強立法，一切都會變得更加法律化，人的感情會日益淡薄和冷漠，人也會越來越變得符號化。因此，最好的方法是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就像這一章裏所說的：“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則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

經文：

禮者，治辯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社稷也。是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武，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昔楚人蛟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宛如钜蛇，慘若蜂蠆，輕利剛疾，卒如飄風。然兵殆於垂沙，唐子死，莊蹻走，楚分為三四者，此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

汝、淮以為險，江、漢以為池，緣之以方城，限之以鄧林，然秦師至於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

紂殺比干而囚箕子，為炮烙之刑，殺戮無時，群下愁怨，皆莫冀其命，然周師至，令不行乎左右，其豈其無嚴令繁刑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

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則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己也。是以刑罰競消，而威行如流者，無他，由是道故也。

《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赴趨之，幽間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

《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語譯：

禮是治理天下的極則，是國家強大的根本，是威嚴流布的道路，是建功立業的準則。

帝王如果能夠施行它，就能夠統一天下，如果不實行它，就會喪失國家。所以堅固的鎧甲、鋒利的兵器不足以為勇武，高大的城牆、深深的護城河不足以為堅固，嚴酷的法令、繁複的刑罰不足以為威嚴，按照正道而行，就能夠通行；不按照正道而行，就會被廢棄。以前楚國人的軍隊用鯊魚和犀牛的皮革製作鎧甲，像金屬和石塊那樣堅固。宛轉如同長蛇一樣，像毒蜂毒蠍那樣狠毒，輕快尖利剛勁迅捷，像暴風那樣迅速。但是在垂沙這個地方被戰敗，唐子戰死，莊蹻趁機起兵作亂，楚國四分五裂，這難道是因為沒有堅固的鎧甲和鋒利的兵器嗎？是因為它不用正道來統治國家的緣故。

楚國以汝水、淮河為天險，以長江、漢水作為護城河，北方有長城防護，以鄧林為它的界限，但是秦國的軍隊攻打到它的首都鄢郢，就好像是振落枯葉一樣容易，這難道是因為沒有堅固的要塞和險要的邊界嗎？是因為它不用正道統治國家的緣故。

商紂王殺掉王子比干，囚禁箕子，作炮烙的刑罰，任意殺戮人民，老百姓憂愁怨恨，都不能夠希冀自己活命，然而周朝軍隊一旦攻打過來，紂王連他左右親近的人也使喚不動，這難道是因為沒有嚴苛的法令和繁複的刑罰嗎？這是因為沒有用正道來統治國家的緣故。

如果國君能夠彰明正道，公平治理國家，真誠愛護百姓，按照一定的時節來使用他們，那麼在下的老百姓回應在上的君主，就會像影子和回聲那樣親近而迅速。如果這樣還有人不聽從命令，再用刑罰來懲治他，懲治了一個人，天下都會心服。老百姓不認為這是君主的不對，因為他們知道罪過在自己。因此刑罰也會消失，君主的威嚴像流水那樣通行於天下，這沒有其他的原因，只是因為依據正道的緣故。

《詩經》上說：“從東到西，從南到北，沒有人不歸服。”這樣的話，近處的人歌頌他，遠方的人來歸服他，那幽遠偏僻國家的老百姓，都趕到這裏來，對這裏的生活感到安樂，就好像嬰兒回到慈母懷抱中一樣，為何？因為君主施行仁愛，建立道義，對老百姓的教化真誠，對他們愛護深切，禮樂在老百姓中間通行的緣故。

《詩經》上說：“禮儀全部合乎法度，談笑也都合乎規矩。”

（整理自孫立堯注譯：《新譯韓詩外傳》，臺北三民書局2012年版。經義為原書“研析”部分，文章並不代表本網觀點；標題為整理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