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對君主忠誠可分為不同的層次，這一章裏以“大忠”、“次忠”、“下忠”、“國賊”來區分大臣對於國君的態度，自有其道理。“大忠”在其外表的形式上顯然很不一般，但結果卻是最好的，既有利於君主，也有利於天下和老百姓。“次忠”則其效果比前者要略次一些，而“下忠”則雖然對於國君忠誠，但已經有了怨恨在裏面，第一、二章裏所說的比幹、關龍逢，對國君也許並沒有怨恨，但恐怕也要列入“下忠”的範圍了。至於國賊，實際上對於君主和國家都已經談不上是忠誠了，而成了國家的禍害。

經文：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君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達義，偷合苟同以之持祿養交者，是謂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為也，吉凶賢不肖之效也。《詩》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

語譯：

有大忠誠的人，有次一等忠誠的人，有最低限度忠誠的人，也有禍害國家的人。以大道

來輔佐君主而感化他的，這是大忠誠的人；用德行來調和君主而幫助他的人，這是次一等忠誠的人；用正確的道理向君主進諫他的錯誤，即使犧牲了性命也在所不惜，這是最低限度忠誠的人；不體恤公道的通達正義，苟且偷安迎合君主，以保持自己的俸祿，這是禍害國家的人。像周公對周成王那樣，可以說是大忠誠；像管仲對於齊桓公那樣，可以說是次一等的忠誠；像伍子胥對於夫差那樣，可以說是最低限度的忠誠；像曹觸龍對於商紂王那樣，可以說是禍害國家的人。這都是為人臣子的所作所為，由於他們本質不同，造成了吉凶、賢與不賢的不同。《詩經》上說:“他不忠於職守，來禍害他的君王。”

（整理自孫立堯注譯：《新譯韓詩外傳》，臺北三民書局2012年版。經義為原書“研析”部分，文章並不代表本網觀點；標題為整理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