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軍事問題是儒家所不太願意去談論的，《論語》中記載衛靈公向孔子問軍事問題，孔子回答說：“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願意談禮，但是不願意談軍事上的問題。但是在春秋戰國之際，各國之間征戰不斷，軍事實際上卻成了不可避免的問題。不過儒家在談它的時候，仍然要強調“仁義”為核心，而不談論純粹的軍事問題。對於純粹的軍事家，儒家也不將他們看成是如何了不起的人物，所以這裏荀子談軍事強調“仁人之兵”，強調“附親士民”，反對在戰爭中使用“詐術”，這些都是和儒家的一些基本理念聯繫在一起的。這一問題放在今天，仍然也有意義。近代史證明，實施侵略的不義之師最終還是要失敗的。

經文：

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敢問兵之要。”臨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天時，下得地利，後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也。”孫卿曰：“不然。夫兵之要，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

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用，變故也。其所貴，謀詐也。善用之者猶脫兔，莫知其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必待附親士民而後可哉？”

孫卿曰：“不然。君之所道者，諸侯之兵，謀臣之事也。臣之所道者，仁人之兵，聖王之事也。彼可詐者，必怠慢者也，君臣上下之際，突然有離德者也。夫以蹠而詐桀，猶有工拙焉，以桀而詐堯，如以指撓沸，以卵投石，抱羽毛而赴烈火，入則燋也。夫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欺其民。民之親我也，芬若椒蘭，歡如父子。彼顧其上，如憯毒蜂蠆之人，雖桀、蹠豈肯為其所至惡，賊其所至愛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其失，何可詐哉！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居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則若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拔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此謂湯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首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

語譯：

孫卿與臨武君在趙孝成王前討論關於軍事問題。趙孝成王說:“我想請問你們用兵的最重要之處。”臨武君說:“用兵的要點，在於上能夠佔據有利的時機，在下能夠得到有利的地勢，在敵人行動之後才行動，但是比敵人先到達，這就是用兵最重要的地方。”孫卿說:“不是這樣的。用兵的重要之處，在於使士兵和老百姓都能夠親附我。駕車的六匹馬如果不協調，即使是最擅長駕馬的造父來駕它們，也不能夠走得很遠；弓和箭如果不協調，那麼即使是最擅長射箭的後羿也不能夠射中微細的東西；士兵和老百姓如果不親附自己，即使是商湯、周武王也不能夠戰勝敵人。從這一點來看，用兵的重要之處在於使士兵和老百姓來親附自己而已。”

臨武君說:“不是這樣的。用兵有它的機變，它重視謀略和詭詐。善於用兵的人，就好像是逃脫的兔子那樣敏捷，對方不知道他是從哪里來的，孫武和吳起就這樣用兵，所以天下無敵。從這一點來看，哪里需要讓士兵老百姓親附自己，然後才能用兵呢?”

孫卿說:“不是這樣的。你說的只是諸侯國之間戰時的用兵，這是謀臣所應該做的事。我所說的，是仁德之人的用兵，這是有聖德的君王所應該做的事。那些可以被欺詐的軍隊，一定是怠慢的人，他們的國君和臣子之間，關係渙散相離。如果是盜蹠去欺詐夏桀，他們的詐術會有巧妙和拙劣的不同；如果是夏桀去欺詐堯，那就好像是用手指去攪動沸騰的水，用雞蛋去碰石頭，拿著羽毛奔向熊熊烈火，剛進去就被燒焦了。哪里能夠欺詐得了呢？況且殘暴國家的軍隊，是誰和他們站在一起呢？要使老百姓和他們站在一起，一定要欺騙這些百姓。這些老百姓親附我，喜歡我就像是喜歡芬芳的椒蘭，對我就如同是兒子對待父親。而看待他們那殘暴的君上，就好像是殘忍狠毒的黃蜂和蠍子一樣。即使像夏桀、盜蹠這樣的人，哪里會為他們所最痛恨的人而去傷害他們最喜愛的人呢？這就好像是讓子孫去傷害他們的父母一樣。他肯定會先發現自己的過失，哪里可以去欺詐呢？況且有仁德之人的軍隊，聚在一起，就成為勁卒，分散開來，就排成陣列。排成長長的陣形就好像是莫邪寶劍的長刃，碰上它的東西一定會被折斷；排成尖銳的陣形就好像是莫邪寶劍的尖鋒，阻礙它的一定會潰散；排列成圓陣就好像山丘一樣不可移動；排列成方陣就好像是巨石一樣不可撼動。敵人碰上他們一定會號角、符節都折斷而退，又怎麼能夠欺詐呢？《詩經》上說:“商湯出兵去伐夏桀，手裏拿著堅固的大斧，好像是熊熊的烈火，沒有人敢來阻擋我。”說的就是商湯和武王那樣的軍隊。”趙孝成王離開席子站起來，抬頭說:“我雖然不聰敏，但也願意聽從先生所說的用兵的道理。”

（整理自孫立堯注譯：《新譯韓詩外傳》，臺北三民書局2012年版。經義為原書“研析”部分，文章並不代表本網觀點；標題為整理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