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漢武帝貶斥包括儒家在內的諸子百家，企圖以西周王官學六經為核心凝聚民心，塑造文化認同，這一文化政策如此成功，影響了中國長達兩千年之久。

任何政策都有利有弊。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導致了兩個意想不到的結果：一是傳播經學，“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的儒家崛起，宋以後開始實際上的“獨尊儒術”；二是經學作為諸子百家的公共經典、百家之源被人為忽視，經子斷裂，經學的地位在政治上提高的同時，在文化上反而降低了。

結果，漢以後經學被嚴重儒家化，儒家為取青紫專攻經學，極少出現戰國時期吞吐百家的大儒——“以儒解經”成為經學研究的不二法門。

本節，夏王啟討伐有扈氏的首要理由是有扈氏“威侮五行”。漢孔安國傳和唐孔穎達疏，皆將之解釋為一種德性，儒家教化的“仁、義、禮、智、信”五常。孔傳釋“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說：“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棄廢天、地、人之正道。”孔穎達疏：“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其德……王者雖易姓，相承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共所取法，而有扈氏獨侮慢之，所以為大罪也。且五行在人為仁、義、禮、智、信，威侮五行，亦為侮慢此五常而不行也。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天子，廢君臣之義，失相親之恩，五常之道盡矣，是‘威侮五行’也。”

他們只知以儒家觀念解經，不知此處“五行”乃五行家之“五行”。水、火、木、金、土“五行”，貌、言、視、聽、思“五事”是天人相互感應、影響的基點，違背五行即違背天人大道、基本禮法（憲法）——其嚴重性如此！《尚書·洪範》記載，鯀治水不力，“汩陳（汩陳，擾亂——筆者注）其五行”，天帝都震怒了，沒有給他治國大法。

有學者認為“陰陽五行說”只在戰國、秦漢間流行，不能用這些後來的“水、火、木、金、土”解釋夏人觀念。（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二冊，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868-869頁）這是錯誤的。五行觀念，特別是五行相生觀念起源極早，它是原始思維“互滲律”在中國文化中的反映。

20世紀初法國人類學家列維-布留爾（1857-1939年）提出了原始思維的概念，指出早期人類並沒有明確的主體與客體界限，也沒有今人熟悉的因果關係，他們感興趣的是存在物之間的神秘聯繫，以及人和物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二者間“互滲”。此一“互滲律”在原始思維中起關鍵作用，影響其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舉例說：“在大量不發達民族中間，野物、魚類或水果的豐收，正常的季節序代，降雨週期，這一切都與由專人舉行的一定儀式有聯繫，或者與某位擁有專門的神秘力量的神聖人物和安寧有聯繫。或者，再舉一個例，一個新生嬰兒會受到他父親所作的一切、他父親的食物等等的影響。印第安人在狩獵中或在戰爭中，其幸運或者倒楣，得看他的留在帳篷裏的妻子吃不吃這種或那種食物，是否戒食某些食物，是否戒除這些或那些行為。”（列維-布留爾：《原始思維》，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71頁）

有趣的是，竟是司馬遷《史記》法文版啟發了列維-布留爾研究“原始人”思維的念頭——他對《史記》中關於星象與人事關係的記述大為震驚！

如果列維-布留爾讀到《漢書·五行志》或《漢書·天文志》，他一定有找到“互滲律之學”的驚奇。但在中國，五行家們利用天人“互滲”觀念規範統治者行為，已經昇華為一種天大地大的禮法。很可能，大禹時代這種禮法就已流行。因為《尚書·堯典》中舜帝出巡和《尚書·禹貢》中所述九州地理，都是按照五行相生的順序記述的，這不會是偶然。（見下圖）

舜帝出巡方向及《禹貢》九州記述順序。圖片來源：鄧立光:《周易象數義理發微》(附五行探原)》，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年版，第167頁。

這也是為什麼，有扈氏“威侮五行”成為不可原諒的大罪，夏王啟替天行道，必須討伐之！必須消滅之！

我們能在人類最早期文明形態中找到中國文化的根，在當代世界文明形態中找到中國文化的非凡之處——這是中國文化令人歎為觀止的魅力所在！

經文：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語譯：

夏王啟說：“全體將士們，我們召開誓師大會，向大家宣告：有扈氏蔑視違背天地社會法則，荒廢政事，因此上天決定用武力消滅有扈氏，我們是替天行道懲罰有扈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