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古代的士人在出仕和隱退的觀念上，對於自己的要求很高，他們以“道”作為自己的終極目標，對於衣食俸祿卻不是那麼看重和在意的。

如孔子認為“君子”應該“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如果為衣食而憂，則為人所不齒，所以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甚至在政治不清明的時代做官也被認為是一種可恥的事，所以孔子說：“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士人必須在政治清平、君與道合的情況下才願意出仕，即孟子所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但這一章所述曾子的事卻是儒者所謂的“權道”，即為了孝養父母，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可以暫時為父母而屈身。曾子以孝著名，在這一章得到了很好的表達。這種事情在古代有不少例子，如《後漢書》卷二十九記載了類似的事：“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征，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

經文：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褐趨時，當務為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為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語譯：

曾子在魯國莒邑做官，俸祿只有三秉粟子，這時他的父母還活著，曾子看重他的薪俸，，輕視他自身，不管擔當的職務是否適宜；他的父母親死了以後，齊國請他去做宰相，楚國請他去做令尹，晉國請他去做上卿，這時，曾子重視他自身，不輕易去做官，而看輕薪俸。一個人具有才學道德，不肯出來拯救國家的危亂，不可以和他談論仁道；讓自己窮困，而使父母過著貧苦的生活，這種人不能和他談論孝道；肩負重擔、走遠路的人，不等選擇一個舒適的地方然後才休息；家裏貧窮，父母親年老的人，不等選擇一個適當的職位然後才去做。所以君子做事切合時宜，急迫去做當前重要的事物。古書上說：沒有遇到政治清明的時候，出來做官，擔任事情，能竭盡心力，被人所用但不參與事情的謀劃，這樣是因為家裏貧窮的緣故。《詩經》上說：“一天到晚都在官署裏忙碌，我的命運實在跟別人不同啊！”

（整理自孫立堯注譯：《新譯韓詩外傳》，臺北三民書局2012年版。經義為原書“研析”部分，文章並不代表本網觀點；標題為整理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