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國人多已忘記自己有四五千年的人文學術傳統，反而將商代以前的歷史稱為神話、傳說。

那些習慣在書齋中閉門造車的學者更是鼠目寸光，以為只有文字才是文明的載體。人類學研究表明，口耳相傳遠遠超過文字，是最重要知識傳遞方式之一，越遠古越是這樣。

從20世紀初開始，學人擺脫了對經學的迷信，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有些學者以“科學精神”懷疑一切的態度對待經典，卻沒有精心求證。結果中國本土有數千年歷史的人文學術被否定，西方學術挾殖民主義浪潮以排山倒海之勢引入中國。因為西方歷史和文明過於“異類”，導致西方學術之名無法對應中國現狀之實，思想混亂，至於今日。在中國的西方資本主義學術幾乎成為學界的自娛自樂。

1921年，留美歸來的胡適斷言：“在東周以前的歷史，是沒有一字可以信的。以後呢？大部分也是不可靠的。如《禹貢》這一章書，一般學者都承認是可靠的。據我用歷史的眼光看來，也是不可靠的，我敢斷定它是偽的。在夏禹時，中國難道竟有這般大的土地麼？四部書裡邊的經、史、子三種，大多是不可靠的。我們總要有疑古的態度才好！”（胡適：《研究國故的方法》，《東方雜誌》第18卷第16期，1921年。）

100年過去了，隨著考古學的發展，今天我們知道，不僅《禹貢》可靠，夏禹時政治共同體九州的疆域，禹的豐功偉績都是可靠的，不容輕易否定！

西周中期的燹（xiǎn）公盨（xǔ）銘文就記載有大禹治水的事跡：“天命禹敷土，墮山濬川。”“禹敷土”與本節全同，“墮山濬川”，李零先生釋文作“隨山浚川”，（李零：《我們的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第141頁。）與書序同。可見“百篇書序”即使不是孔子所作，其流傳亦十分古遠。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邵望平女士利用考古材料，證明了《禹貢》中所記九州物產的可靠性。由於環境變冷，很多當地物產今天已不復存在。她由此認為《禹貢》“九州篇”的藍本可能出自商朝史官之手，是商人對夏代的追記。邵望平女士寫道：“考古學資料已證明荊、揚二州進貢象犀孔翠，豫、兗二州盛產漆竹蠶桑是真實可信的。此外，‘降丘宅土’可能是龍山時代至商代黃河下游地區先民生活的特點；‘淮夷蠙珠及魚’可能是指當時‘徐州’特產的厚殼蚌製品及鰐魚皮；‘島夷卉服’是亞熱帶氣候條件下舟山島民的風土記錄等等，也許有助於說明九州篇是‘周漢寒冷期’到來之前，即公元前第2000年間的中華兩河流域人文地理的實錄。”（邵望平：《禹貢“九州”的考古學研究》，收入蘇秉琦主編《考古學文化論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除了認為禹“劃分九州”有其考古依據，北京大學考古文博院李伯謙教授還從大禹治水、會諸侯於塗山、定都陽城、禹徵三苗等幾個方面，論證文獻所記大禹事跡的真實性。特別是“塗山之會”，考古學家在安徽蚌埠市禹會村發現了一處面積很大的龍山文化遺址，它不是一般的生產生活遺址，出土遺跡和遺物很特殊，符合各地諸侯會盟的某些特徵。其中的陶器，既有屬於山東龍山文化的，還有屬於河南龍山文化以及南方來的陶器。（李伯謙：《在考古發現中尋找大禹》，載《光明日報》2018年8月5日06版。）

大禹從傳說再回真實，這是考古學帶給我們的重大認知革命。它讓我們重新審視歷史，以及中國本土人文學術本身。

經文：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語譯：

禹是中華民族的偉大英雄與領袖，他根據山河走向將中華大地分為九州，依次是：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雍州。劃分九州的首要目的是治理洪水，他帶領人民開山導河，洪水從高向低，穿越山脈和平原，歸入大海。

治理洪水，交通先行，禹根據山脈走向，砍伐森林，修造道路，水路和陸路相互配合，形成了統一的交通網。他考察山川，分類定名。最高的山有五嶽，即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北嶽恆山、南嶽衡山、中嶽嵩山。較大的河流有長江、黃河、淮水、濟水等。治水修路，發展經濟，禹根據各州地理氣候條件，發展各具特色的農業和手工業。根據各州特點，確立稅收制度，強化中央政府的財政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