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異質性——智人文化的分

作者: 翟玉忠   發布時間: 2022-02-28


反觀青藏高原以東地區,一萬年以前複雜、精緻的洞穴壁畫及雕塑很少發現,更別說八萬年前南非的抽象幾何圖案。西方的宗教性特徵,在三四萬年前就顯露出來。比如法國南部阿爾代什省肖維洞穴(法語:Grotte Chauvet),這個1994年發現的佈滿岩畫的洞穴簡直是上古富麗堂皇的大教堂!任何看過維爾納•赫爾佐格(Werner Herzog)出色紀錄片《忘夢洞》(Cave of Forgotten Dreams)的人,恐怕都會承認這一點。肖維洞穴岩畫創造時間可以追溯到約35000年前,洞穴在2萬年前的一次岩崩中被封閉起來,所以岩畫完整保存至今。它有1000多幅圖像,主要是動物形象,包括馬、犀牛、獅子、水牛、猛獁象和其他滅絕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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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  肖維洞穴岩畫局部,2014年被批准作為文化遺產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圖片來源:埃馬努埃爾•阿納蒂,《藝術的起源》,劉建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97頁。

青藏高原以東較早複雜文化遺址出現在西伯利亞地區,比如俄羅斯伊爾庫茨克州貝加爾湖以西Angara河上游的馬爾他遺址,距今約24000年。馬爾他遺址發現了十余座房址,最大的房子達84平方米,用猛象的大肢骨和大石塊支撐,外邊當蒙以獸皮,形態同東歐烏克蘭出土的猛象骨房屋類似。馬爾他遺址還出土了猛獁象牙雕刻的“維納斯”,暗示著東西方最早的交流是從青藏高原及中亞沙漠地帶以北進行的,西方諸多發達文化因數經由此一路徑進入東方。

如現代諸多地區的民族風尚一樣,馬爾他先民房屋也存在以性別為基礎的分界,男人和女人各占一半。長期從事西伯利亞舊石器時代考古的俄國拉裡切夫院士描述說:“一套狩獵工具和石制勞動工具分佈在門的左側和灶處,婦女愛乾淨,從事家內勞動,佔據右半,男子佔據左半。”【10】

馬爾他遺址具有明顯的薩滿文化特徵。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馮恩學教授因此將薩滿教的產生上推到馬爾他文化時期:“在馬爾他文化時代,祖先崇拜、動物崇拜、自然崇拜皆已產生,馬爾他人已有了複雜的原始宗教祭祀方式。今日的薩滿教,是北亞土著原始宗教的遺留形態,隨著社會和環境地變遷而不斷變化。薩滿教產生的時間至少可上推到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馬爾他文化時代。”【11】

中國大陸舊石器晚期帶有劃痕的器物相對較少,多是個人裝飾,串珠、獸骨(牙)墜飾,海生貝殼墜飾以及石制穿孔掛件等等,年代大體在3萬年以內。比如北京周口店山頂洞遺址出土的裝飾品多達141件,包括穿孔的小礫石1件,石珠7件,各種穿孔獸牙125件,穿孔青魚眶上骨1件,有孔的海蚶殼3件和骨墜4件,年代在2.9萬至1萬年之間。中國大陸極少發現複雜藝術形式,更別說肖維洞穴那樣的“大教堂”。

中國人內在修養(內聖)與外在事務(外王)不分,將信仰融入生活,多質樸實用的世俗性,少偶像崇拜宗教性的文化特點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已經十分明顯——東西方文明的分野在那時已經形成。韓建業教授指出:“山頂洞、水洞溝、小孤山、峙峪等遺址發現有石骨質或者用鴕鳥蛋殼製作的圓形圓孔飾品、圓孔石珠等,而缺乏歐亞大陸西部流行的‘維納斯’式雕塑、洞穴岩畫等。這些都顯示出蒙古人種先民就地取材,質樸實用,偏好將‘藝術’或原始信仰融於日常物品,宗教色彩淡薄等特質。”【12】

中國的狹隘民族主義者常用諸多“世界第一”說明中華文明的偉大。比如1986年,河南舞陽縣賈湖村出土了距今9000-7500年間的30多支骨笛,就被鼓吹為“中國最早的樂器實物,世界上最早的吹奏樂器”,實際上德國施瓦本地區發現的骨笛比賈湖骨笛早了三萬多年。

晚出是不是意味著落後呢?不是的!從長時段世界歷史的角度說,正是因為一些發明晚出,中華文明才占盡後發優勢。通過吸納歐亞大陸西部文明成果,融匯創造出高度發展的文明形態,這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特點。我們套用司馬遷《史記•六國年表》“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一句,總結人類文明的整體演化規律:新興事物常發端于青藏高原以西,獲得更大功效卻常在青藏高原以東——“夫作事者常於西方,收功實者常於東方”。

仍以賈湖骨笛為例,其經歷了複雜的演化過程:第一階段賈湖骨笛由五孔、六孔能吹奏完備的五聲音階;第二階段出現了七孔笛以及七聲音階;第三階段發展了八孔笛和變化音。而且,骨笛似乎構成的中國早期禮樂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賈湖遺址共發現墓葬349座,出土骨笛的墓葬只有18座,且一般隨葬骨笛的墓均較大、隨葬品多,並伴隨宗教祭祀用具龜甲與叉形器,這顯示擁有骨笛者有特殊的社會地位,是禮樂秩序的維護者。【13】

舊石器時代以青藏高原為分界的東西方分化,隨著12000年前農業定居生活的興起,變得越來越明顯,今天這種文化上的分裂仍然有繼續擴大的趨勢,“文明的衝突”時不時出現在一些西方學者和政策制定者那裡。2019年4月底,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事務主任基倫•斯金納在智庫“新美國組織”活動上的發言,公開聲稱:“(美中競爭)是一場與一種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識形態的鬥爭,這是美國以前從未經歷過的。”【14】

——東西方文明間相互理解、融合、創新還需要我們付出巨大的努力!

多年以來,韓建業教授主張從宏觀的歐亞視野,通過比較東西文明,認識東西方各自的發展路徑和文化特色。他以陶容器為主要依據,將西漢絲綢之路開通以前新石器時代的亞歐大陸劃分為三大文化圈:以中國黃河、長江流域為中心,包括東亞、東南亞及太平洋諸島嶼在內的“早期東方文化圈”;以兩河流域為中心,包括西亞、北非、中亞南部、南亞和歐洲南部在內的“早期西方文化圈”;以及東、西兩大文化圈以北的“早期北方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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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2  約2000~12000年前歐亞大陸的三大文化圈;

圖片來源:韓建業:《全新世亞歐大陸的三大文化圈》,載《考古學報》2021年第11期。

實際上,沿歐亞大草原展開的早期北方文化圈主要是東西方文明交流的大通道,長期以來並沒有形成複雜的文明中心。北方文化圈的東西部分別受東西方文明的影響,三大文化圈的主體仍是以青藏高原為界的東西兩大文明體系。韓建業教授總結道:“三大文化圈雖然顯著于全新世,但其實在舊石器時代早期就已現端倪,著名的‘莫維斯線’就大致以帕米爾為界分出東、西兩大石器技術傳統。其實在兩大傳統以北的亞歐草原西部地區,還有一個與前二者都有一定差別的傳統。進入舊石器時代晚期,這三個傳統的區別仍然大致存在。西方傳統下,從舊石器時代早期精緻規範的阿舍利手斧,到晚期的石葉技術、雕塑藝術、佩戴裝飾藝術,早已體現出將人類意識強加于自然的精神,以及偶像崇拜的原始宗教觀念。東方傳統下,整個舊石器時代大體延續石片石器技術,罕見雕塑藝術,顯示出質樸自然的風格。這些都與其後的西、東兩大文化圈分別氣韻相連。至於北方地區,舊石器時代晚期以來有著發達的細石器工業,受早期西方文化圈影響而出現雕塑藝術、佩戴裝飾藝術(包括玉器),形成薩滿傳統,傳承到新石器時代,後期受東、西傳統的影響較大,成為東、西交流的重要通道。”【15】

進入新石器時代,東西方交流變得更為緊密,交流通道越來越多,甚至青藏高原本身也成為重要的交流通道。2018年以來,由河北師範大學、南京大學、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組成的聯合考古隊對巴基斯坦哈拉帕文化巴哈塔爾遺址的挖掘證實,4800年前巴哈塔爾的科塔•迪吉文化層與西藏昌都市卡若遺址間存在著諸多文化因數的交流,“哈拉帕文化與甘青地區的馬家窯文化、西藏的卡若文化之間,都有著互動關係。譬如卡若出土陶器上發現的‘抹刷紋’(一種容器表面不規則的掃痕,被認為是在陶器成型後經細樹束或掃把刮掃後所致掃痕)在巴哈塔爾的科塔•迪吉文化單位中也有發現。尤其是喀什米爾地區發現的西元前兩千多年前的布林紮洪文化,與昌都卡若文化有著諸多的相似與相同。”【16】

過去五千年來,歐亞大陸已融為一個文化持續交流的整體。韓建業教授舉例說:“西元前3500年前後主要是甘青地區和中亞南部的彩陶交流。曾在青海民和陽窪坡遺址發現過一件廟底溝時代末期階段的彩陶盆,上飾斜線和鋸齒組成的菱形紋,與中亞南部納馬茲加文化(Namazga culture)二期晚段和三期文化彩陶有較大相似性。鋸齒紋菱形圖案在中國西北地方並無確切來源,而在中亞南部廣泛盛行且傳承有序,存在從中亞傳播而來的可能性。比陽窪坡這件彩陶盆略晚的是甘肅秦安大地灣四期文化的一件穿孔石器,上面塗有紅色顏料,被推測為權杖頭。而權杖頭是早期西方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在伊朗北部的錫亞爾克二期文化(Sialk culture)就有球狀石權杖頭,有向東傳播的可能性。西元前3500年稍後,在甘肅武山傅家門、天水師趙村等屬於馬家窯文化石嶺下類型的遺存中,發現多件羊和黃牛的骨骼,說明當時甘肅中南部地區已經開始養牛牧羊,而且很可能是從西亞-中亞地區傳入。可見當時東西方彩陶存在交流當非偶然。”【17】

西元前4世紀亞歷山大大帝東征和西元前2世紀張騫出使西域,東西方持續交流通道絲綢之路正式開通。從此以後,歐亞大陸上每一個族群都被捲入歐亞世界,儘管以青藏高原為界的文化分野持續存在。但人類文明複雜化、全球化的進程整體上不斷加速,直到1492年哥倫布帶著從背後攻擊穆斯林的戰略使命尋找從西方進入印度的新航道,最後發現了美洲大陸,全球化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我們不應忘記,所有這一切都是具有非凡智慧和適應力的現代智人遷徙到世界各地的結果,舊石器時代青藏高原確立的東西文化分野,與漫長的全球化進程同在——它塑造了東方與西方,決定了人類文明的底色,到智人成為星際物種的今天依然是這樣。

注釋:

【10】馮恩學:《俄國東西伯利亞與遠東考古》,吉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9頁。

【11】馮恩學:《俄國東西伯利亞與遠東考古》,吉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8頁。

【12】韓建業:《早期中國:中國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9頁。

【13】郭子月:《史前樂器與音樂的產生》,載2018年12月19日《光明日報》第13版。

【14】《光明日報》評論員:《荒唐的“文明衝突論” 愚蠢的強權霸道心態》,載2019年5月16日《光明日報》第7版。

【15】韓建業:《全新世亞歐大陸的三大文化圈》,載《考古》2021年第11期。

【16】施蘭英、水濤、向其芳、Mazhar Alam、湯惠生:《在印度河谷遙望河湟文化》,載2021年4月16日《青海日報》。

【17】韓建業:《早期東西文化交流的三個階段》,載《考古學報》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