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我文化山河——我們的學術歷史使命

作者: 翟玉忠   發布時間: 2022-01-23

編者按:2022年1月15日上午,“新法家網站暨大《六經》工程2022年第一次編輯例會”線上上舉行。翟玉忠先生在會上作了主旨講演。以下是講演全文——

大《六經》工程簡體,繁體和英文版已正式上線,這是我們學術研究的重要轉捩點。我們將用一年的時間完成基本文獻的錄入,用20年左右的時間完成大《六經》的現代闡釋工作。

大《六經》工程意味著我們將以孔子所傳四科之學為基礎,全面徹底地展開對原生中華文化的整理工作——這是孔子刪述六經以來,從沒有過的歷史性事件。

回想2001年2月自己辭去穩定的工作,離開家鄉來北京尋找宇宙人生大道,迄今已經21年。這21年是一次備嘗艱辛而激動人心的學術遠征!

我和同道者們翻越了三座大山,最後抵達了2500年前軸心時代中華原文明的高峰,看到了中華文化智慧、安樂、德行三位一體,內養外用不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的普世大道,並以“孔門四科”德行、政事、言語、文學(經學)的形式,奉獻全世界!

翻越近代西學、宋明理學、兩漢經學的大山太難了,我們披荊斬棘,歷盡磨難,遍體鱗傷地走了過來。中途我們看到太多的學者,游魂般生活在西學、理學、經學的陰冷森林裡,一生都不能出來。

借這個機會,彙報一下我們翻越上述三座學術大山的經歷,不僅是給歷史一個交待,也希望那些遊魂聽到,不畏犧牲、勇敢地走向光芒萬丈的中華文化!

第一座必須翻越的大山是近代西方學術,具體地說是大學中居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學術。我們從孩童時代入學到大學畢業,乃至讀博士成博導,必須進入這座大山。近代學術形成於西方資本主義殖民主義時代,面對中國這類非西方世界,西方人的主導思想是“以西釋中”、“西是中非”。結果現代學人只會講西學意義中的世界,而不能講清楚歷史和現實的中國。

比如我們說自己是“中國人”,無論是“中國”還是“人”,受過現代教育的國人都是從西方意義上理解的。他們將中國理解為一個歐洲式的民族國家,人則理解為宇宙中渺小的靈長類動物,信仰了基督教的,還會說自己是上帝的僕人;傳統上我們將“中國”理解為以普世文化(人倫禮義)為標準的天下,“人”則理解為與天地並列、參與天地運行變化的最高存在。而中國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人”已經被“以西釋中”、“西是中非”的西學邏輯遮罩。我們講的“中國人”,實際是在說西方的“Chinese”。

從民主觀念到人性善惡,我們的全部意義世界都是西方的,對應的則是西方文字——這就是中國話語權旁落,軟實力疲弱的根本原因,用西方的“名”,解釋迥異的中國之“實”,名實怎能不混亂!

早在1964年,《中國科學技術史》的作者李約瑟博士就建議,不要用希臘拉丁詞根來描述中國,而最好使用“中國形式”。包括中國學界在內,似乎沒有一個人回應過這個問題。他寫道:“我也不喜歡把‘自治的’一詞應用於(中國)鄉村社區,因為我認為它只是在非常確定的界限內才符合實際。事實上我們急需發展一些全新的專業名詞。我們這裡所要說明的社會狀況是鮮為西方人所知的,而在創造這些新的專業詞彙時,我建議最好使用中國形式,不要繼續堅持使用希臘語和拉丁語的詞根來描述非常不同的社會。”【1】

李約瑟博士不會想到,以西方概念解析中國文化和現實,竟會在中國成為基本學術範式。

我們必須回歸中國的意義世界,以及基於此意義之上的話語體系。否則,中國學人一生困在西方學術的廬山之中,永遠不會認識中國以及從中國的視角看世界。今日中國學界之蒙昧,可以套用唐代高僧黃檗希運禪師的一句話:“終日吃飯,未曾咬著一粒米。”中國學者:“終日言說,未曾吐一句中國話!”

我們是如何翻越西方資本主義學術這座大山的?關鍵是堅持“中體中用,中西互濟”這條學術路線不動搖,將中國古典學術體系內在的邏輯性和統一性全盤托出,徹底打碎了西方人眼中中國只有思想碎片,沒有系統學術理論的判斷。

中國不僅有自己的學術體系,且整體上更為完備。因為諸子百家相輔相成,相須為用,內聖智慧和外在事功合一,而西方宗教信仰和科學技術則長期處於巨大張力之中——西學各學科不斷分化、細化,呈碎片化趨勢。

第二座必須翻越的大山是宋明理學。兩千年前佛教進入中國沿兩條路線演進:一是佛教自身的中國化。二是中國文化的佛教化,催生了宋明理學。

表面上宋明理學激烈反對佛教,本質上它是佛教化的儒學,用佛教的個人啟示取代了中國內外兼修,積善成德的生活方式。難怪清代大儒顏元批評朱熹:“朱子教人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無異于半日當和尚,半日當漢儒。”【2】

宋明理學如何將中國文化佛教化的呢?首先是學習佛教判教將諸子之學異端化,結果“先王經世之術”【3】百家之學,包括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從理論到實踐層面被丟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理學獨尊”,理學家成為道統化身!然後通過“顛倒本末,混淆內外”的方法,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將中國文化佛教化——其橋樑中國化的禪宗。

從二程和朱熹開始,理學家就特別看重《大學》《中庸》,認為二者是聖人口耳相傳的大法,初學者掌握真理的門徑。朱熹《大學章句》認為,只有《大學》告訴學人修行的次第:“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正是在修行次第上,宋明理學家顛倒了本末。大學三綱“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明明德”成了本,“止於至善”成了末。因為按照禪宗理論,認得妄心,識得本心是基礎。禪宗五祖弘忍大師說過:“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4】

所以朱熹也在中國文化中“製造”出妄心和本心,即人欲和明德,有時也稱人心或道心。《大學章句》解釋“明德”時,徹底背離了“明明德(行)於天下”的《大學》本義,將平天下的實際事功轉化為個人修養,“明德”成為本心,“本體之明”。文中說:“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

對於《中庸》,朱熹背離古人“心是謂中”的觀念,將“中”解釋為行為上的不偏不倚,混淆了內外。

“中庸”的意思如黃老之心術,講用心之道,心之用。《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朱熹《中庸章句》題解認為:“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並進一步解釋說:“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這簡直是時空穿越的小說,因為子思死時,孟子尚末出生!

過去幾年來,我和付金才老師合作,寫了大量文章,欲正本末、明內外,將宋明理學“顛倒本末,混淆內外”的錯誤修正過來。特別是正在出版的《道不可離——重新發現<大學><中庸>本義》一書,詳細闡述了這個問題。

今天學人一言中國文化就是理學化、佛學化的儒學。不僅普通百姓不能區分理學、儒學、孔學、經學的關係,一般學者也不能區分——這是宋明理學家、明末耶穌會士、清末民初中國學者、解放後港臺新儒家和改革開放後大陸新儒家用以突出中國性,否定中國文化普世性的共同“製造”。【5】

這種用以指稱中國文化的“儒學”在學理上排斥諸子,排斥外在事功,是宋以後國運衰弱的思想根源,這不是小問題,是關係國運的大問題——這座大山不跨過去,會有亡國的危險!

第三座必須翻越的大山是兩漢經學。在中國文化史上,沒有一件事如漢武帝聽從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一樣,影響長達兩千年之久。貶斥包括儒家在內的諸子百家,以孔子整理的六經作為國家指導思想,錨定了中華文明的性格,塑造著國家政治、個人倫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一直到民國初年。蒙文通先生作于20世紀40年代的《論經學遺稿三篇》說:“由秦漢至明清,經學為中國民族無上之法典,思想與行為、政治與風習,皆不能出其軌範。雖二千年學術屢有變化,派別因之亦多,然皆不過闡發之方面不同,而中心則莫之能異。其力量之宏偉、影響之深廣,遠非子、史、文藝可與抗衡。”【6】

漢武帝的文化政策是成功的,亦有沉重代價。一是“表彰六經”,經學成為利祿之途後,經學迅速僵化、繁瑣化和玄學化。兩漢儒學的發展歷程也是儒學不斷方士化的過程,董仲舒已將陰陽五行同災異感應之說聯繫起來,到東漢,讖緯之學大興,搞得經學烏煙瘴氣。經學成為仕進一途後,為捍衛自己的利益地盤,經學家株守家法、師法,包括西漢末年反對古文經學,都是為了這個目的。東漢王充不禁感歎:“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指追隨某一學派有了點名氣——筆者注),趨為師教授,及時早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即根荄,猶言根本——筆者注)。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7】

二是“罷黜百家”導致經學與子學的有機聯繫斷裂。西漢東平思王劉宇(?~西元前21年)上書朝廷,請求諸子百家圖書。大將軍王鳳對皇帝說“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8】反對將這類書給東平思王,可見時人已將經學與子學對立起來。

經學失去子學之流,必成為一潭死水,直到今天,仍然是這樣。比如儒者多言禪讓制,而不知禪讓制本質是“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選舉制度,後來發展為秦漢發達的社會功勳制(功次制度)。因為那是法家的主張,所以儒家要反對。如果我們不從社會功勳制角度理解禪讓制,那麼禪讓制只能作為神話存在,更別談用它來解釋21世紀中國選舉制度了!

可以說,正是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政策,埋下了經學僵化,後來成為僵屍的禍根!

當代學人所做的,就是用西方專科學術埋葬這具“僵屍”。名曰“整理國故”,結果今人已經連經學的面目都不識了。因為“經學僵屍”已成屍塊。經學就是經學,其“天下為公,選賢與能”選舉制度同時決定了中國人成聖成賢的人生理想,哪能將經學進一步肢解為哲學、史學、文字學之類。蒙文通先生大聲呼籲:“自清末改制以來,昔學校之經學一科遂分裂而入於數科,以《易》入哲學,《詩》入文學,《尚書》、《春秋》、《禮》入史學,原本宏偉獨特之經學遂至若存若亡,殆妄以西方學術之分類衡量中國學術,而不顧經學在民族文化中之巨大力量、巨大成就之故也。經學即是經學,本自為一整體,自有其物件,非史、非哲、非文,集古代文化之大成,為後來文化之指導者也。”【9】

我們搞大《六經》工程,不能追隨五花八門的“新儒家”,罷黜儒家之外的諸子百家,獨尊理學或儒術,而是要“會通經子,表彰六經”,回歸中國文化的大本大源,大經大法——那是中華魂,中國人安身立命、安邦治國的根本!亡經學就是亡文化、亡天下!

還我文化山河,回歸中國人的精神家園,必須翻越阻礙中國文化返本開新、守正出新的三座大山!

過去20年來,我們過五關斬六將,降魔捉怪,歷經九九八十一難,最後才勝利登上了軸心時代中華原生文明的峰巔——以“孔門四科”為綱領的中華文化!

諸位,這次我們重新整理中國文化與周代面臨社會大失序(禮崩樂壞)的孔子不同。首先,孔子是以西周王官學詩、書、禮、樂四術為核心整理中華文化的,我們則以“孔門四科”為核心。

不過孔子並不是以“孔門四科”教學生,它還是以西周王官學傳統的“四術”為主要教學內容。《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禮記•王制》說:“樂正(大司樂,相當於古代大學校長——筆者注)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正是從詩、書、禮、樂中,孔子教出了德行、政事、言語、文學(經學)這四類特長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稱之為“異能之士”),後來演化為諸子百家。所以我們按“孔門四科”整理西元前500年前後的中國文化,才能做到“綱舉目張”!

其次,孔子有明確的理想標杆,他說:“周監(通“鑒”,借鑒——筆者注)于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10】周代度集夏、商兩代之大成,所以孔子尊周禮。孔子上下求索,周遊列國,力圖恢復周朝那樣和諧統一的社會秩序(禮義王道),讓人民安居樂業,這是他極偉大之處。我們身處全球化時代的東方,要在不失文化主體性的基礎上,開放地學習西方,擇善而從,所以關鍵是“明東西”。融入世界,世界才會認可中國文化內在的普世性——光返本而不能開新,如同閉門造車!

也因此,孔子基本上採取“述而不作”的整理方針。但我們不同,面對西方系統化專科學術,我們必須“既述又作”。比如經學,在民智大開的時代,必須牢牢抓住經學作為“先王經世之跡”【11】本具的大眾性、實用性、世界性特徵,用百姓喜聞樂見的語言重新闡釋。經學是古帝王的治國檔案,如同今天的政府公文,怎會如一些學者認為的那樣,經學是小眾的無用之學?它面對當時的大眾和天下,必有其實用價值。經學重要,是因為我們可以將之作為榜樣、範本,解釋過去指導未來——經學是中國文化的DNA,中國歷史和現實不過是經學的複製和表達。我們忽視甚至否定經學,實際上是剪斷了聯結歷史和現實的文化臍帶!

再比如位列“孔門四科”言語科的名學,今天主要保存在墨家和名家中,要想使中國“專科”學術更為系統化,就不能不作,打破古人以書分類的諸子界線,將二科中相關內容合而為一。

事實上,孔子是“述中有作”的,否則,西周王官學四術,如何增加了《春秋》和《易經》,變成了新王官學六經?所以錢穆先生說:“孔子《春秋》是一部亦子亦史的經,也可以說是一部亦經亦史之子。”【12】這很有見地。《春秋》亦經亦子,《易經》也是亦經亦子——那些將經子對立的觀點是錯誤的!

會通經子、會通諸經、會通諸子,以“孔門四科”為中心,增續六經、再造中學,讓中國文化成為完璧,奉獻21世紀急需新思想資源的中國與世界,這是我們的歷史使命。

它註定成為人類史上最富傳奇的學術遠征之一。

我們已經堅持了20年,未來之路仍依舊漫長而艱辛,但沒人能阻止內聖外王一貫的普世大道升起在21世紀東方地平線上!

在世俗性全球化大轉型的時代,這一古老而嶄新的文明範式必將照耀全世界!

注釋:

【1】李約瑟:《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徐汝莊譯,載《自然雜誌》1990年12期。

【2】顏元:《朱子語類評》。

【3】《史微•卷一•百家》。

【4】《壇經•行由品第一》。

【5】參閱詹啟華(Lionel M. Jensen):《製造儒家:中國傳統與全球文明》,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

【6】蒙文通:《論經學遺稿三篇》,收入《經學抉原》,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版。

【7】《論衡•正說篇》。

【8】《漢書卷八十•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9】蒙文通:《論經學遺稿三篇》,收入《經學抉原》,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版。

【10】《論語•八佾篇》。

【11】《史微•卷一•百家》。

【12】錢穆:《孔子與春秋》,收入《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