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自命出》是儒門言性與天道的核心文獻，它大體是按《易經•說卦傳》所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的邏輯行文的。窮理者，窮人性之理也；盡性者，盡心也。

上篇論性與物，性與命，性與情的關係，並強調禮樂在心性修養中的意義，重在窮理；下篇專論“求其心”之術，即心術，治心之道，重盡性。李零先生將下篇分又分為兩部分：“一是強調知情偽（即由情取心，由心見性），二是強調身主心（即以儀容舉止見其心性）”（李零：《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27頁。）

性是人類的本性，它是由自然賦予的，是天道在人的體現，故簡文說“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宋代程顥直言：“性與天道，一也。天道降而在人，故謂之性。”（河南程氏經說•卷八）

性藏於人的內心，通過外境（物）的刺激才能顯示出來，故簡文說“及其見於外，則物取之也”。在作者看來，性有喜怒哀悲之氣，喜怒哀悲發於外就是情，這與《中庸》的論說模式是致的，只不過，《中庸》稱“中”，《性自命出》稱“性”；《中庸》重“誠”，《性自命出》重“情”。二者只是形式上不同，理論上並沒有本質的區別。

《中庸》雲：“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朱熹《集注》解釋說：“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這裡的“中”只是對性的狀態，而非本質的層面進行描述而已；至於“情”本具有“誠”意。有學者認為，《淮南子•謬稱訓》論情的部分亦采自子思氏之儒，與《性自命出》相似，（參閱劉樂賢：《〈性自命出〉與〈淮南子•繆稱〉論“情”》，載《中國哲學史》，2000年第04期。 ）其中有：“情系於中，行形於外。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東漢高誘注：“情，誠也。”

先秦學者對情大體皆持肯定的態度，以情（誠）反偽，作為“求其心”的根本，這與唐代李翱以後流行的“性善情惡論”有著明顯的不同。這是我們在研讀《性自命出》時需要特別注意的。

與《五行》篇一樣，《性自命出》消失千載之後，亦曾兩次出土，即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簡《性自命出》與1994年上海博物館入藏的戰國楚竹書《性情論》，它們內容基本相同，只是下篇篇序有很大的不同，應該是同一篇文獻的不同抄本。但學界普遍認為《性自命出》的章序更為合理，這是我們選擇以李零先生校讀的《性自命出》作為研究底本的根本原因。該文收入李零先生《上博楚簡三篇校讀記》，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其他參考書目還包括：

 一、劉昕嵐《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篇箋釋》，收入《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

二、劉釗《郭店楚簡校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三、季旭升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讀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出版。

四、李天虹《郭店竹簡〈性自命出〉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五、郭沂《郭店竹簡與先秦學術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另外，我們還參考了廖名春、饒宗頤、池田知久等諸先生的研究成果，不再一一指出——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我們對儒家心性的研究是建立在上述諸先生細緻艱辛的釋讀考證基礎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