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啟蒙運動以後，西方基督教世界加快了世俗化步伐，但宗教仍是其道德教化的重要依託。直到21世紀，教堂之外，西方世界仍未找到宗教生活的可替代道路。今天，美西方社會倫理上的混亂，已經到了令人難以忍受的地步。試想，如果一個社會有意識地模糊男女這種自然的性別劃分，那麼任何有女性性取向的男子都有走進女廁所的權利，這將導致怎樣的社會混亂！ 

除了基督教這類源於猶太教的一神教，源於印度的佛教以及受佛教東來刺激產生的道教也被稱“宗教”，但二者有很大不同。基督教以信仰上帝為核心，上帝是萬物的創造者，這種神道重視以“下地獄”等恐懼教化人；東方的佛教、道教不是這樣，它們也有複雜的神佛系統，但更重視智慧的培養，通過修正自己的言行提升生命境界。 

四五千年前，中華文明就脫離了上述人類文明早期普遍存在的宗教形態。夏商周三代，綜合詩歌、音樂、舞蹈等藝術形式的“樂”成為教育主體。從樂的繁體字“樂”的字形仍能看到其早期含義，鼓放置在木架或者琴弦安置在木質物體上。同時樂還有“生”的意思，東漢高誘注《淮南子·本經訓》，釋“天覆以德，地載以樂”中的“樂”為“生也”。因此先賢將音樂和生民的生活狀態聯繫起來，將引導人民積極向上、熱愛生活作為音樂的重要功能。孔子指出：“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孝經·廣要道章》） 

歷經春秋戰國，禮崩樂壞，樂才退居禮之後，但仍不失為一種基礎教化形式。《禮記·樂記》論禮、樂的社會功用說：“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 

曾在德國柏林大學專攻音樂學、奠定中國“比較音樂學”基礎的王光祈先生（1892年-1936年）甚至認為孔子學說建基於音樂。在《歐洲音樂進化論》中他談到“樂內”“禮外”的關係時說：“我們外面行動須極有節制，否則社會秩序將紛如亂絲，內心生活又須極為諧和，否則人心風氣將日趨於下。‘禮’便是外面行動的一種節制，‘樂’便是內心生活的一種諧和。不過禮樂這兩樣東西，並不是各不相涉的，因為節制我們外面行動的禮法，只算是我們內心諧和生活之一種節奏（Rhythm）。換一句話說，我們外面行動之所以必須如此，實由於我們內心諧和生活的要求，必須如此。內心諧和生活，好比一種音調，外面合理行動，好比一種節奏。……照這樣看來，‘禮’這樣東西，亦只算一種我們內心諧和生活之表現於外的。換一句說，只算是‘樂’之一種附帶品。所以我稱孔子學說，是全部築於音樂之上。”【1】 

1.夏商周三代“樂”成為教化的主體 

清代學者俞正燮（1775年—1840年）在考察三代以前的記錄後斷言：“通檢三代以上書，樂之外，無所謂學。”（《癸巳存稿·卷二》）近代學者劉師培詳加論證說：“古代教育之法，則有虞（有虞，指帝舜——筆者注）之學名曰成均，‘均’字即‘韻’字之古文。古代教民，口耳相傳，故重聲教。而以聲感人，莫善於樂。觀舜使後夔典樂，複命後夔教胄子，則樂師即屬教師。……觀《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合國之子弟，並以樂德、樂舞、樂語教國子。而春誦夏弦，詔於太師；四術四教，掌於樂正。則周代學制亦以樂師為教師，固仍沿有虞之成法也。古人以禮為教民之本，列於六藝之首。豈知上古教民，六藝之中，樂為最崇，固以樂教為教民之本哉？”【2】 

“樂”為何如此重要，甚至能取代宗教的教化功能呢？因為它根植於所有人類的心靈。 

在先賢看來，人類內心受外物影響而產生思想感情的變動，這種變動自然會以聲音的形式表現出來。同聲相應，異聲相雜，產生複雜的變化，這種變化表現為一定的規律，就成為歌曲。給歌曲配上樂器演奏及舞蹈，就叫作樂。反過來，樂也可以用來調和人們的性情，進而實現社會的治理。《禮記·樂記》開篇就說：“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文中的“樂以和其聲”，西漢劉向《說苑·修文》作“樂以和其性”，更能體現樂的調養性情的教化功能。上面說：“人之善惡，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禮以定其意。樂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 

這裏，聲、音、樂體現了一種遞進關係，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後者是前者的昇華。唐代孔穎達《禮記·正義》對三者作了很好的詮釋： 

“‘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者，人心既感外物而動，口以宣心，其心形見於聲——心若感死喪之物而興動，於口則形見於悲戚之聲；心若感福慶而興動，於口則形見於歡樂之聲也。” 

“‘變成方，謂之音’者，方，謂文章。聲既變轉，和合次序，成就文章，謂之音也。音則今之歌曲也。” 

“‘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者，言以樂器次比音之歌曲，而樂器播之，並及干戚、羽旄，鼓而舞之，乃‘謂之樂’也。” 

對於樂的綜合藝術特點，《禮記·樂記》也說：“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氣，通器——筆者注）從之。” 

樂超越聲和音，集詩歌、器樂、舞蹈之大成，和社會基本秩序人倫、禮法相通。先賢認為，懂得聲而不懂得音為何物的，那是禽獸；懂得音而不懂得樂為何物的，那是普通百姓。只有君子才懂得樂教。所以君子才能從辨別聲而進而懂得音，從辨別音而進而懂得樂，從辨別樂進而懂得治國理政。所以，對於不懂得聲的人，就沒法和他再進一步談音；對於不懂得音的人，就沒法和他再進一步談樂。懂得樂的人也就近乎懂禮了。《禮記·樂記》：“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 

也因此，先代聖王特地制定雅、頌之樂引導民眾；使其曲調足以讓人感到快樂而不放蕩，使其文辭足以講求義理而不呆板，使其聲調的曲折與平直、複雜與簡單、剛強與柔和、急促與緩慢足以引發善心就可以了，不要使放蕩之心與邪惡之念影響人心。這樣的音樂，如果在宗廟之中演奏，君臣上下一起來聽就無不和諧肅敬；在基層民眾中演奏，長幼一道來聽，就無不溫和敦厚；在家裏演奏，父子兄弟一道來聽就無不和睦相親。所以，這樣的樂，是審定一個基調以定調和之音，再配上各種樂器表現其節奏，使節奏合成為樂章，就可使父子、君臣各安其位，和諧相處，使天下百姓親附。上述就是先王制樂的原則。《禮記·樂記》：“故制雅、頌之聲以道（道，通導——筆者注）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廉肉，樂聲的高亢激越與婉轉圓潤——筆者注）、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樂引導民心向善、移風易俗的社會作用如此之大，所以中國人自古重視樂教。《禮記·樂記》：“樂也者，聖人之所樂（樂，這裏是喜愛的意思——筆者注）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2.樂教內養外用一以貫之的特點 

梁啟超先生曾說過：“‘內聖外王之道’一語，包舉中國學術之全部，其旨歸在於內足以資修養而外足以經世。”【3】 

樂教作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也具有自正、正人，內養外用一以貫之的特點。樂教不僅會改變一個人，同時也會改變整個社會。據說有一次孔子在齊國都城門外遇到一位童子提壺而過，他看到這個孩子目光炯炯有神，內心純正，舉止端莊，就知道這是長期受到樂教薰陶的結果。於是他催促車夫說，快趕車，快趕車，城裏虞舜時代的韶樂正在演奏吧！孔子到齊國聽了韶樂，快樂得三個月忘了肉味。所以說樂不僅能使自己安樂，還能使別人安樂，不僅能修養自己，還能教化他人。樂教的作用真是大啊！《說苑·修文》記載：“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禦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大矣哉！” 

孔子的弟子子夏曾向魏文侯（西元前445－西元前396年在位）解釋古代雅、頌之樂的作用，也強調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內修外治一以貫之的特點。他指出：古代的先王的音樂，舞蹈時同步進退，整齊劃一，唱歌時曲調平和中正而寬廣，各種樂器都聽從拊鼓的指揮，拊鼓一響，眾樂並作。開始表演時擊鼓，結束表演時擊鐃。用拊鼓來調節收場的歌曲，用類似腰鼓的樂器雅來控制音樂的節奏。表演完畢，君子還要作一番評論，表達心志。借古喻今，講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這就是古樂演奏的實際效果。《禮記·樂記》：“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複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子夏所說的“古樂”甚至可以上溯到人類文明的狩獵採集階段。考古資料和文獻資料都能證明這一點。《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指出樂是上古先民持續累積的結果，朱襄氏、葛天氏時代就有樂了。最初樂就是用來調和陰陽，服務大眾的。朱襄氏統治天下的時候，經常颳風，陽氣過盛，萬物散落，果實不能成熟，於是他命令臣子士達創造出五弦瑟，用來引來陰氣，平衡陰陽，使眾生安定。文中說：“樂所由來者尚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弦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 

民族學資料也告訴我們，早期人類生活中詩歌、音樂、舞蹈本來就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德國藝術史家恩斯特·格羅塞（Ernst Grosse，1862-1927）寫道：“音樂在文化的最低階段上顯見得跟舞蹈、詩歌結連得極密切。沒有音樂伴奏的舞蹈，在原始部落間很少見，也和在文明民族中一樣。‘他們從來沒有歌而不舞的時候，也可以反轉來說從來沒有舞而不歌的，’挨楞李希對於菩托庫多人（菩托庫多人，澳大利亞的一個民族——筆者注）曾經說，‘所以他們可以用同一的字樣來稱呼這兩者。’埃斯基摩人常用唱歌和打鼓來伴舞，而且音樂還在表演中占著這樣重要的地位，使得他們不叫那跳舞的建築為舞場，而叫為歌廳（quaggi）。……舞蹈、詩歌和音樂就這樣形成為一個自然的整體，只有人為的方法能夠將它們分析開來。”【4】 

在古希臘，人們文化生活的主要方面仍然是聽民間藝人彈奏豎琴演唱史詩，所以，當時的“樂”也指文學藝術，包含文學、音樂等義。古希臘一首完整的詩歌，包括詩詞、節奏、和聲（曲調）三個部分。古希臘人也和中國先民一樣重視音樂在公共生活中的教化作用。柏拉圖有句名言：“用體操來訓練身體，用音樂來陶冶心靈。”【5】

《禮記·樂記》稱“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子夏認為它們不和諧中正，害人心志。他告訴魏文侯，鄭國之音多描述男女淫亂，會使人心志放蕩；宋國之音留戀妻妾，會使人意志消沉；衛國之音節奏急促，會使人心情煩亂；齊國之音傲慢邪僻，會使人志驕意滿。這四種樂都偏重於聲色而有害於德行，所以是不能用於祭祀的。《禮記·樂記》：“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喬，通驕——筆者注）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同樣，柏拉圖也批判了那種不和諧的“鄭衛之音”，他借蘇格拉底的口說，伊奧尼亞調和呂底亞調都是靡靡之音，這種挽歌式的、讓人萎靡懈怠的調子應當廢除，因為它們不利於社會教化，會損害世道人心。而多利亞調、佛里其亞調同屬於“雅、頌之樂”，因為這兩種曲調“模仿勇敢的人，模仿他們沉著應戰，奮不顧身，經風雨，冒萬難，履險如夷，視死如歸。……（模仿在平時工作的人），模仿他們出乎自願，不受強迫，或者正在盡力勸說、祈求別人，——對方要是神的話，則是通過祈禱，要是人的話，則是通過勸說或教導——或者正在聽取別人的祈求、勸告或批評。只要是好話，就從善如流，毫不驕傲，謙虛謹慎，順受其正。”【6】 

不過，西方並沒有按柏拉圖的邏輯發展出樂教，進入中世紀，他們將體制性宗教作為教化的主要手段，近代音樂甚至背離了西方古典音樂重視和諧的傳統。反觀中華文明，它沒有強化早期人類文明的神話和宗教，通過昇華詩歌、音樂、舞蹈相統一的藝術形式——樂，將之作為教化民眾的主體，從而使中國成為一個重文藝而非重宗教的族群。在中國人的眼裏，宗教只不過是眾多教化手段之一。 

此一特質，對中華文明產生了持久影響。直到今天，國家仍不斷強調文藝服務人民大眾，以及文藝服從政治的重要性。【7】 

注釋： 

【1】轉引自伍維曦：《禮樂與國樂：意識形態語境中的中國近現代音樂思潮》，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77-78頁。 

【2】劉師培：《學校原始論》，《劉申叔遺書》上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77頁。 

【3】梁啟超：《莊子·天下篇釋義》，收入《飲冰室合集》（第十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 

【4】[德]格羅塞：《藝術的起源》，蔡慕暉譯，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214-215頁。 

【5】[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郭斌和、張竹明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70頁。 

【6】[古希臘]柏拉圖：《理想國》，郭斌和、張竹明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106頁。

【7】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