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義：

我們不能將現代西方概念硬套在中國身上。

漢代以前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文化中禮與法、刑與兵難以區分。

周代大宰為百官之首，“掌建邦之六典”，這六典，既有禮典，又有法典（刑典）。典也是法的意思，東漢學者鄭玄作注說：“典，常也，經也，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為法式也。”

至漢代依然是這樣，許多法律條文既是禮又是法，比如關於爵制相關的條文，明顯就是禮制的法條。章太炎先生指出禮法不分一直持續到魏晉時期，他說：“漢律非專刑書，蓋與《周官》《禮經》相鄰。漢律之所包絡，國典官令無所不具，非獨刑法而已矣。漢世乃一切著之於律。後世複以官制儀法與律分治，故晉有《新定儀注》、《百官階次》諸書，而諸書儀雜禮，公私間作。訖唐，有《六典》、《開元禮》。由是律始專為刑書，不統憲典之綱矣。”（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8頁。）

今天有人將禮與法，以法治國與以德治國，如西方宗教與政治一樣截然對立起來，明顯是對中國文化的無知——二者都是治國不可或缺的，哪能只談一個方面！中國傳統上沒有西方社會教權與王權的嚴重對立。

中國古代刑與兵也難以分開，它們都是在社會正義基礎上不得已而為之。對外實現正義，就是兵，對內就是刑。《商君書•畫策》認為上古沒有禮也沒有刑，是黃帝時代社會秩序大亂，才制定了禮法與兵刑。上面說：“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沒，以強勝弱，以眾暴寡。故黃帝作為君臣上下之義、義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

春秋時魯國大夫臧文仲說有五種刑罰，分大、中、薄三類，“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撲，以威民也。”（《國語•魯語上》）他說的比《商君書•畫策》更為詳細，但無本質差別。《商君書•畫策》說的內、外，不能簡單理解為國家內外，當指用兵、刑地點不同。因為臧文仲接著就說，用甲兵、斧鉞殺死的在野外執行，用刀鋸處死的在市、朝執行。“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大一統的國家，站在天下（整個世界）角度看問題，並不是一個民族國家，在極大多數時期內也不存在民族國家按叢林法則競爭的國際秩序。上节舜劃定十二州，治理山河，顯然只有在大一統的國家中才能實現。驅逐三苗這類行為，指甲兵大刑而言，不是對個人的刑罰。

先賢禮與法、兵與刑並重。但卻重禮而薄刑，皆主張省刑、慎（恤）刑——除了古今相同的大仁大慈之心，還當與古代勞動力、兵源更為稀缺有關。

孔子在衛國的時候，衛國將軍文子問他為何不能禮與刑並用，孔子將禮比作駕車的韁繩（轡），刑比作趕車的鞭子（策），指出擅長駕車的人，手執韁繩指揮若定，車跑起來就如同舞蹈一樣節奏輕快，並不需要馬鞭起主要作用。《孔叢子•刑論》記載：“文子曰:‘以禦言之，右手執轡，左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禦者，執轡如組（組，帶子——筆者注），兩驂（驂，音cān，指駕在車轅兩旁的馬——筆者注）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

經文：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語譯：

舜帝十分重視法治。他將墨、劓、剕、宮、大辟等五種肉刑刻畫出來進行展示，以發揮教育和警示作用。為減輕肉刑，帝舜以流放的方法代替五種肉刑，因為肉刑不僅不人道，更是對勞動力的摧殘。舜帝規定用鞭刑懲罰犯了錯誤的官員，用荊條抽打懲罰不服從教化的學生。犯錯誤的人，可以出金贖罪。小過時和非故意錯誤可以赦免。罪行嚴重且不思悔改的，就嚴加懲罰。舜帝強調，在執行刑罰上，必須寬大行事，最大限度減少肉刑和死刑。人口作為勞動力是財富，肉刑和死刑也不利於保護勞動力。

共工、驩兜、三苗和鯀部是舜帝時期的強大部落，其部落首領先後是堯帝、舜帝的大臣。因為這幾個強大部落的擴張，壓縮了相鄰部落的生存空間，引起眾多部落的不滿，稱他們為四凶。為緩和部落矛盾，舜帝將四個強大部落遷移到邊疆地區，這樣一箭三雕，首先緩解了矛盾，其次給了四個強大部落新的發展空間，第三他們向周邊傳播華夏文明。因為四個部族的處罰得當，世人心悅誠服，天下秩序安定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