燹（xiǎn）公盨（xǔ），又名豳（bīn）公盨、遂公盨，是2002年北京保利公司從境外購回的一件商代青銅器，高11.8釐米，口徑24.8釐米，重2.5千克，內底銘文10行98字。年代當在西周中期。

不似一般青銅器銘文，其行文更似《尚書》。李學勤先生寫道：“（燹公盨）銘文和常見的西周青銅器銘文很不一樣，既沒有開頭的曆日，也沒有末尾的套話，因此乍看起來似乎不是全篇。其實盨銘首尾一貫，別成一格，有非常重要的研究價值。最突出的一點是與《詩》、《書》等傳世文獻有密切的聯繫，銘文前面講禹的一段，尤其是如此。”（李學勤：《遂公盨與大禹治水傳說》，載2003年1月2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

以至於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陳英傑教授建議：“盨銘與《尚書》‘誥’體相同，可名之曰‘豳誥’。”（陳英傑：《燹公盨銘文再考》，載《語言科學》2008年第1期）

燹公盨銘文有以下幾點值得我們注意。

一是“德”的意義。宋以後理學家引佛入儒，儒學佛家化嚴重。連解釋《尚書》也是求“聖人之心”，“德”被解釋成佛心、道心、本心。理學家們忘記了，中國文化內養外用不分，形上形下不二，周人講“德”，多指德行，善行，有時直接與惡行相對。

據《左傳•莊公三十二年》，那年有神在山東莘地附在人身上，於是周惠王問內史過，這種現象說明了什麼。內史過說這是神來“監德”，觀察國家的善政與惡政。行善政就將興盛，行惡政就將滅亡。他說：“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

德行，善政如何實現？要為人民服務。以民為本，聽從百姓的呼聲，為廣大民眾謀幸福。如果國家迷信神靈，聽信神靈，而不去行善，只會滅亡。因為神也要依據人的情況行事。當時虢公薄德，卻請求莘地的神明賜予土地，內史過和虢國史嚚（yín）都預言虢會滅亡，史嚚的理由是：“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涼德，薄德，缺少仁義——筆者注），其何土之能得！”

四年之後，虢國為晉所滅。

我們在閱讀燹公盨銘文時，不要以為作者尊崇上帝（天），就認為古人迷信，文章借“天上三尺有神靈”的觀念，勸誡政治精英（與天、神相對的下民，民）孜孜行善政，“好明德”，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永保安寧富足，無有悔恨、災禍。《揚子法言•修身卷第三》說：“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憞（元憞，yuán duì，指大惡——筆者注）之有？上士之耳訓乎德，下士之耳順乎己。言不慚，行不恥者，孔子憚焉。”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本銘文字多與《尚書•禹貢》、《尚書•益稷》、《詩經•長髮》中的話相似，說明在西周時期，夏禹治水已經有相對固定的文本流傳。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邵望平研究員依據大量考古資料得出結論：《尚書•禹貢》有關九州的記載是“周漢寒冷期”之前，即西元前2000年間中華人文地理的實錄。其中的貢賦體系絕非憑空杜撰。（邵望平：《禹貢“九州”的考古學研究》，收入蘇秉琦主編《考古學文化論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中華以民為本的政教體系流源遠矣！

釋文主要參考了裘錫圭：《燹公盨銘文考釋》，載《中國歷史文物》2002年第6期。

銘文：

天命禹敷土，墮山濬川，乃疇方，設正，降民，監德。乃自作配向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美唯德，民好明德。

任在天下，用厥邵好，益求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經齊好祀，無悖心，好德婚媾，亦唯協天，敏用孝神，複用祓祿，永孚於寧。

燹公曰：民唯克用茲德，無悔。

語譯：

上天命令大禹平定下土，削平山頭堵塞洪水、疏導河流。分別萬物，設立官員，天生萬民並監司民之德行。在地上立人王以配上天之帝，並率民向德。天設立王使之如人民的父母一樣，並設置輔佐的大臣，上天以德為貴，下民尊崇美好德行。

統治天下，發揚善行，不斷修養美好的德行，即使安康也不懈怠。孝於父母，友於兄弟，明察是非，莊敬祭祀，不要有悖德之凶心。婚姻亦當順乎德行，這合乎天道，也不愧於先人。孜孜行善求得福祿，永保安寧。

燹公說，下民唯有行善，方能無災咎、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