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方現代性為終結的世界史是西方中心論的產物，也是西方文化霸權形成的基石——它以解釋文明史的方式壟斷了人類的世界觀念。

《世界春秋》所要做的，是將因諸多因素開啟的西方近代歷史還原到人類歷史進程之中，接續更為普世的春秋大義重述世界史——用以“對內節制欲望、對外節制資本”的禮義為基礎的大一統治道，取代以“對內放縱欲望、對外放縱資本”的自由主義為基礎的西方現代性。

春秋大義，植根於禮義的春秋大一統是實現世界和平與福祉的基礎，蘊含著人類歷史的基本脈絡——人的自我覺醒和社會的複雜化。

一、口頭的經史傳統是人類歷史的起點

口頭的經史傳統是人類歷史的起點。只有在這個起點上，我們才能超越西方中心論，看到不同族群，不同文明形態發展的多樣性和豐富性，而不是將非現代西方文明定義為落後的、原始的、野蠻的。

世界史可以上溯到史前不同族群對世界的解釋。儘管這裡的“世界”指不同族群生活的千差萬別的生態區域。對於已經登上月球的今人來說，我們所說的世界史、全球史，仍是人類所在生態區域的歷史，只不過其時空範圍已經拓展到整個地球。

我們的先民和現代生活在邊遠地區的狩獵採集部落將世俗歷史融入神話之中，構成了神話的骨架。以其卓越的完美性，解釋了從社會習俗到文明創造的方方面面。在他們那裡，神話本身是真實的、權威的和神聖的，如同今天歐亞大陸西部的一神教教徒看待《舊約•創世紀》一樣。

對於神話及其中蘊含的歷史在這些民族中至關重要的意義，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1884~1942年）寫道：“神話在原始文化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功能：它表達、增強並理順了信仰；它捍衛並加強了道德觀念；它保證了儀式的效用並且提供引導人的實踐準則。因此，神話是人類文明很重要的組成部分，它不是聊以消遣的故事，而是積極努力的力量；它不是理性解釋或藝術幻想，而是原始信仰與道德的實用憲章。”【1】

身處21世紀的我們，已經很難理解一個習俗、一個儀式、一首儀式歌曲對一些狩獵採集部落來說具有怎樣的歷史和現實價值。

約1943年的時候，澳大利亞西部沙漠地區的一群狩獵採集者遭遇嚴重的水源短缺，一個叫帕拉爾吉的老人帶領族群遠離了水源，最後被困在更加乾旱的地方。老人先想到了50年前接受成人禮之地的水源，那裡他只去過一次。但等他和族人到達那裡時，水源已經被同樣面臨乾旱的其他部落圍得水泄不通。

雪上加霜，不久之後食物也開始短缺。這時，帕拉爾吉想到了族人經常唱的儀式歌曲，古老的歌詞記載著祖先遷移的歷史，其中包括一系列的地名。老人依靠這些古老歌詞中的資訊，結合地理標識，帶領著族人穿過了由50~60個小水坑相連接的、長達350公里的沙漠，最終抵達了澳大利亞西海岸的曼陀羅站——族人得救了！

早期的口頭歷史比用文字記載的歷史長得多，它們常常以朗朗上口的詩歌形式世代相傳。

中華文化存在發達的經史傳統，從史前時代至21世紀的人工智慧時代，綿延不絕，具有突出的文明連續性。其核心經典《詩經》、《尚書》包含著重要的史詩和史事，三代掌管這些重要文獻的史和瞽，常常並稱。瞽是盲人，他們對歷史的記憶都是靠口傳。

對現代一些遊牧採集部落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早期文明豐富的口頭知識的證據。20世紀60年代以來，人類學家對非洲南部卡拉哈裡沙漠昆人的細緻研究表明：“雖然這些遊牧民不會讀書、寫字，但他們能夠學習和記憶——而且達到這樣的程度：若將他們經由口頭世代相傳的廣聞博識寫成書，估計可寫出數千卷。”【2】

用文字寫定之前，早期歷史都是口述史，這是人類文明的起點和基礎，也是常為歷史學家所忽視的部分。從中，我們能看到人類文明的極端豐富性，以及其對當代世界的非凡價值——特別是如中國這樣持續演化的文明。

進入有文字的歷史時代，各個群族按照自身文化傳統書寫歷史，常常以自我為中心，將不熟悉的遠方描述野蠻的、怪異人物或妖怪生活的世界——看看中世紀的歐洲地圖或中國的《山海經》，我們就會明白那個時代普遍的世界觀念。

二、文化種族主義的世界史成為主流

人類歷史是一部交流互鑒的歷史，全球化是一個持續的發展過程。1492年哥倫布登上美洲大陸是全球化進程的一個重要節點，隨著英、美國等世界殖民帝國的形成，人類歷史成為以歐美利益最大化為中心的人類歷史，非歐美地區淪為歐美的附庸——資源提供者和商品傾銷地——現代意義上的世界史本質上是歐美利益世界化，世界為歐美利益服務。

因為歐美統治世界，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等老牌帝國主義國家一直用種族主義世界觀支撐其殖民統治。他們認為：白種人治下的歐洲本質先進，有色的非西方文明則是落後的，西方要將基督教文明成果擴展到全世界，將其他文明從野蠻狀態中拯救出來。

不用說，其他文明註定是野蠻的，次等的。當19世紀早期探險者發現南部非洲的大辛巴威遺址時，他們不相信這些巨型石牆是黑人建造，所以乾脆將其年代上移一千多年，稱之為腓尼基人的傑作。因為腓尼基人是生活在地中海周邊的白種人。20世紀60年代，英國殖民地羅得西亞（辛巴威獨立前的名稱）考古學家彼得•格雷克在大量出土證據面前，指出這些非凡的建築是當地土著修那人建造——結果，彼得•格雷克被當局流放；直到1980年辛巴威獨立，對面積達700公頃的大辛巴威遺址的研究才得以全面展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民族獨立運動在世界範圍內風起雲湧，以歐洲為中心的種族主義殖民史觀受到嚴重挑戰。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文化種族主義”——它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西方現代性（主要包括個人自由主義和自由資本主義）為中心，為歷史終結。

新版的“歐洲中心論”、文化種族主義的世界史成為主流，與20世紀殖民主義的破產以及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帝國有關。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位於夏威夷的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受來自東方敵人入侵的刺激，美國總統高等教育委員會成立一個工作小組，由它起草了一份美國高中和大學教授亞洲歷史的備忘錄。該委員會認為，一個承擔社會責任的公民應知道世界的發展以及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進一步刺激了美國人出於戰略目的研究世界史的雄心。曾在華盛頓“戰略服務辦公室”擔任情報分析員的斯塔夫裡阿諾斯1952年在芝加哥西北大學開設世界史課程，他回憶：“朝鮮戰爭期間，當我們的眾多學生離開校園前往遠東，而對將要面對的世界幾乎一無所知時，我就感到需要開設一門全球視野的歷史課程。”【3】

斯塔夫裡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今天仍在中國熱賣。很少有人意識到，當代世界史是為美國國防利益服務的，更少人意識到當代西方世界史內在的寫作邏輯和價值取向。

歷史學家的價值取向決定了史料的取捨與評價標準，這在中國傳統史學中被稱為史義，是歷史的靈魂之所在。無論史學家是否意識到，他們都是按某種史義寫作的。孔子對史義有充分的自覺。他根據魯國舊史作《春秋》稱：“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離婁下》）

三、春秋大義更具有普世性

孔子所說的史義，即足以為後世立法的春秋大義，基於因人情、節人欲禮義的大一統中華治道——王道！

禮義王道錨定了中國史學的發展路徑，司馬遷繼承其父遺志，繼承春秋大義著《史記》，直接將《春秋》稱為禮義的大本大源。指出國君、人臣、人父都要懂《春秋》，如果一個人不通曉其中禮義的要旨，就會弄得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社會全面失序，君不像君就會被臣下干犯，臣不像臣就會被誅殺，父不像父就會昏聵無道，子不像子就會忤逆不孝。這四種惡行是天下最大的罪過。把天下最大的罪過加在他身上，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是禮義根本之所在。他說：“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史記•太史公自序》）

二十四史，無不重視基於禮義的大一統中華治道。梁啟超1902年發表《新史學》長文，指出傳統史學的四大弊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三曰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結果：“故汗牛充棟之史書，皆如蠟人院之偶像，毫無生氣，讀之徒費腦力。是中國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己”。【4】將傳統史學全盤否定，梁啟超已經不知以中央政府為“皇極”的中華治道，更忘記了中國人家國一體、以史為鑒、究天人之變的博大人文情懷。

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的梁啟超，借歐洲和日本的社會學說和“文明史論”，建立近代國家的初心可以理解。但他對傳統史學的否定則是“丟了西瓜撿芝麻”。因為基於因人情、節人欲禮義的大一統——春秋大義，比基於自由主義的西方現代性更有普世意義。對內節制欲望，對外節制資本，因人情、節人欲的禮義有效平衡了自然有限資源與人類無限欲望間的關係，這是東西方一切文明的基礎——只有建立了這種平衡關係，文明才能持續發展下去。《荀子•禮論》談到禮的起源時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只有禮義制度——上下、夫婦、父子（三綱）這些社會自然分層、基本秩序建立起來，人類才能組成更複雜的社會組織。荀子論述道：高貴得做天子，富裕得擁有天下，這是人所共求的。如果一味順從人欲，從形勢上來說是不能容許，從物質上來說不能滿足。所以古聖王制定禮義來區別人們，使他們有高有低的上下等級，有年長與年幼的差別，有聰明與愚蠢、賢能與無能的區別，各司其職、各得其所，工薪的多少與他們的地位工作相稱，這是使人們合作、和諧共處的方法。《荀子•禮論》談到禮的起源時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四、春秋大義蘊含著世界歷史發展的兩大趨勢

所以，基於社會自然人倫秩序的禮義構成了人類文明發展的源動力，世界歷史成為人類不斷地自我發現，自我覺悟的歷史——“以神為本”到“以人為本”，到因人情、節人欲的人倫禮義，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大趨勢。

從狩獵採集部落的萬物有靈論、到多神教，到一神教，再到基於自然人倫的中華禮義，我們能清楚地看到這一歷史趨向。儘管其發展不是線性的，比如萬物有靈論中，包含著後來一神教、多神教和禮義文明的諸多因素。

長期以來，我們習慣站在西方宗教視角。看到民間的土地、財神崇拜，中國本土的道教、佛教，就認為中國是多神教國家，這些人忘記了中華禮義文明的本質特徵。從中國先哲的立場上看，一神教、多神教，乃至高度中國化了的佛教，都不過是禮義教化的一種手段。也因此，歷史上中國形成了最為開放、包容、多元的社會文化——可以說是歷史上不同宗教、信仰體系的大熔爐，今天仍是這樣。

在科技高度發達的時代，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越強，越需要依禮義節制自己的行為，否則必將是生態危機、資源枯竭，以及人類文明的整體毀滅。

想想吧，祖父輩用粗糙的雙手撒網捕魚時，還懂得放生小魚，適時收手。如果不這樣做，他們懂得未來收穫會變少。今天現代化大型捕魚船，一網能撈300噸，如果不比祖父輩更節制，更理性地對待地球資源——人類只會毀滅自己。

在自由意志和自由資本為王的當代，放縱的欲望必須受到節制，放縱的資本必須受到節制——人類歷史上，再沒有比21世紀今天更需要因人情、節人欲的禮義之道！

由於當代世界史的寫作主要是由“以神為本”、信仰基督教的美國推動的，所以史學家對人類發現、覺悟禮義之道的歷史進程缺乏認識，但他們對大一統的歷史趨勢卻有鮮明的理論自覺——大一統的歷史趨勢具體表現為人類社會組織不斷增強的複雜性及社會組織本身的變得越來越大。今天，已經出現十億人口級別的現代國家組織——如中國和印度。如下表所示：

人類社會規模的增長，是以一個政體（一個政治上獨立的單位）內的人口數量來衡量的。人口數位是估算的，但指出了規模層級（例如，100s指在100和1000之間）。時間是政體形式第一次出現後以千年來計算的。一個複雜的酋長國與一個簡單的酋長國不同，前者有三層行政等級秩序。複雜的酋長國是由一個有著至高無上權威的首領統治，在他之下有幾個從屬的首領，每個從屬的首領統治著幾個村落；表格來源：彼得•圖爾欽：《超級社會：一萬年來人類的競爭與合作之》，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1頁。

《大歷史》的作者們將事物的複雜化及新（屬性）事物的出現看成宇宙基本的演化規律，貫穿無限豐富的宇宙演化過程：“研究整個宇宙的歷史似乎是一項令人畏懼的工作。不過，我們會發現，從許多方面而言，它並不比講授一個大國（比如美國或俄國）的歷史更艱巨。關鍵在於，我們一開始就要對這個故事的整體形態有清晰的認識。對我們很有幫助的事實在於，有一條線索貫穿整個故事：那就是宇宙出現138億年以來越來越複雜的事物的出現。複雜事物具有多種組成部分，它們精確地排列，從而產生新的屬性。我們將這些新屬性稱為突現屬性（emergent properties）。”【5】

我們不願如大歷史的作者一樣，生硬地將宇宙學和地質學摻入歷史敘述之中，不過他們對宇宙複雜性演化的描述適用於不同族群走向有機的命運共同體大趨勢——春秋大義稱之為大一統，不同文化、宗教、習俗的族群統一於基於禮義教化的、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中央政府，天下為公——那是和平、秩序與繁榮的重心，而政治分裂只導致戰爭、混亂與衰敗，《呂氏春秋•審分覽•執一》一言以蔽之：“一則治，兩則亂。”

歷史上這樣的的例子不勝枚舉。在3~5世紀歐亞大陸民族大遷徙浪潮中，整個歐亞大陸南部農耕世界皆受到遊牧世界的嚴重衝擊，結果卻截然不同：在歐亞大陸的西端，西羅馬帝國被日爾曼遊牧民族滅亡之後，文化上為基督神權所主導，歐洲進入長達千年的“中世紀黑暗”，政治上四分五裂，歐洲至今再也沒有實現統一；歐亞大陸東端，魏晉南北朝（3~6世紀）所呈現出的歷史場景是北方遊牧民族南下與佛教的輸入傳播，同樣的社會大動盪和文化大洗牌，結果卻是北方草原民族與漢人的大融合、中國化的佛教，以及前所未有的隋唐大一統盛世。

政治大一統、民族大融合、外來宗教中國化，是中國政治哲學與制度文化內在力量轉化之結果，這與西羅馬帝國受遊牧民族衝擊之後，政治分裂與文化黑暗形成鮮明對比。可見，東西方文明在面臨相似危機時，由於處理方式及道路選擇截然不同，會產生差異巨大的歷史結果。

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特別指出西元前第一個1000年是人類走向統一的重要節點，因為那時超越“我們”和“他們”，能夠建立起全球市場、龐大帝國和普世信仰的三種事物產生了，這些走向統一的直接推動力分別是：貨幣秩序，帝國秩序以及全球性宗教。在《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中他寫道：“西元前的1000年間，出現了三種有可能達到全球一家概念的秩序，相信這些秩序，就有可能相信全球的人類都‘在一起’，都由同一種規則管轄，讓所有的人類都成為‘我們’。這三種全球秩序，首先第一種是經濟上的貨幣秩序，第二種是政治上的帝國秩序，而第三種則是宗教上的全球性宗教，像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6】

赫拉利看不到，自由資本、帝國霸權和一神宗教建立更大的社會組織時，是以極度排外，截然區分“我們”和“他們”來實現的。過去數千年裡，太多帝國戰爭、宗教戰爭和金融掠奪的歷史告訴我們，這三種力量不可能成為人類大一統——持久和平和可持續發展的基石。

經濟全球化已成為不可遏止的歷史潮流，政治上的全球治理也是大勢所趨。我們需要超越自由資本主義及其歷史敘事，把握人類自我覺醒和社會複雜化兩大主線，以基於禮義的大一統春秋大義為核心，重寫世界史、重建人類未來。

——這是作《世界春秋》的歷史因緣。

帕拉爾吉的“古老儀式歌曲”已經遠去，《世界春秋》將成為全世界的“古歌”，它將帶領人類走出貧困和動亂，走向富足和安寧的新世界！

注釋：

【1】馬林諾夫斯基：《神話在生活中的作用》，阿蘭•鄧迪斯編：《西方神話學讀本》，朝戈金等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2】L.S.斯塔夫裡阿諾斯：《遠古以來的人類生命線:一部新的世界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頁。

【3】威廉•麥克尼爾：《世界史：從史前到21世紀全球文明的互動》譯後記，施誠、趙婧譯，中信出版社，2013年。

【4】梁啟超：《新史學》，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85~88頁。

【5】大衛•克利斯蒂安、辛西婭•斯托克斯•布朗、克雷格•本傑明：《大歷史：虛無與萬物之間》，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6頁。

【6】尤瓦爾•赫拉利，《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林俊宏譯，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