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鼎》1843年在陝西岐山周原出土。鼎高 53.8釐米，口徑 47.9釐米，圓形，深腹外鼓，三蹄足，是世界上鑄銘文最多的青銅器，近500字。現收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

郭沫若先生考證《毛公鼎》是周宣王時作，文氣與《今文尚書•文侯之命》相似，“抵得一篇《尚書》”；近代書法家李瑞清（1867年~1920年）也認為：“《毛公鼎》為周廟堂文字，其文則《尚書》也。”

西學東進以來，學人習慣于稱中華政體封建專制，反封建反專制，成為近代革命的口號。

我們一定要區分清楚，中國革命反封建、反專制具有偉大的進步意義，它反對的是腐朽的，阻礙現代工業化進程的士紳地主階級——其社會統治主要是封建的，政治統治主要是專制的。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指出：“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農民的四條極大繩索。”（《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31頁。）掌握運用四大權力統治中國農民的便是士紳地主階級，四大權力維護的則是士紳地主階級的利益。

在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著封建與反封建的鬥爭，封建力量的代表依次是豪族地主階級、門閥地主階級和士紳地主階級。但凡封建力量取得優勢的時期，中華民族的苦難最為深重。封建力量隔斷中央政府和基層社會的聯繫，打著中央政府的旗幟謀取階級利益，無視中華文明和民族的整體長遠利益，相對于東漢以來的豪族地主階級和門閥地主階級，宋朝以來的的士紳地主階級最腐朽、最反動、最狡猾，他們給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帶來的苦難遠超過豪族地主和門閥地主，是中國近代以來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的根本原因。

古代的農民革命和周邊部族進入中原，消滅了豪族地主階級和門閥地主階級。而近代以來，士紳地主階級則借助於清朝和列強，形成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極大地阻礙了中華文明的進步和中國人民的覺醒，延緩了中華文明步入現代工業化的進程。如果偏要說中華政體是“封建專制”，那也不是皇帝封建專制，而是豪族地主、門閥地主和士紳地主階級的封建專制，其中士紳地主階級的封建專制時間最長、危害最大。中國近代以來的反封建反專制，反的是士紳地主階級的封建專制。徹底消滅士紳地主階級，是中國進行現代工業化之必需。

打碎了以士紳地主階級為代表的舊社會，才有今日中國之崛起。

但我們不能將中國歷史，乃至中國古典政治體制一概理解為西方意義上的封建和專制。宋以後興起的士紳地主階級是中華文化和政治制度的異化，並不代表中國文化和政治制度本身。

《尚書•堯典》告訴我們，從堯舜時代起，中國就存在中央政府、四嶽、群後（地方諸侯）組成的國家體制。中央與地方之間存在以巡守制度為基礎，以社會功勳制（功次制度）行賞罰的直接統治關係。換言之，堯舜時代的中國就是一個度量衡、法律政令統一的國家，不存在西方中世紀那樣以地方自治為基礎的封建體制。

中國更不存在法國路易十四（1638年~1715年）類型的專制統治。中國先賢認為國家整體（社稷）居第一位，而不是王權至上，“朕即國家”。錢穆先生注意到，皇權在中國不是至上的，運行政府實際工作的相權十分重要，他說：“拿歷史大趨勢來看，可說中國人一向意見，皇室和政府是應該分開的，而且也確實在依照此原則而演進。皇帝是國家的唯一領袖，而實際政權則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國家的元首，象徵此國家之統一；宰相是政府的領袖，負政治上一切實際的責任。皇權和相權之劃分，這常是中國政治史上的大題目。我們這幾十年來，一般人認為中國從秦漢以來，都是封建政治，或說是皇帝專制，那是和歷史事實不相符合的。”（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3頁。）

《毛公鼎》銘文中，周王認為大臣不管對錯，一味委責于王，王一人專制是國家敗亡的原因。所以他要求政府命令必須先通過執政大臣（毛公）審核，再謹慎地對外發佈。顯然西周皇權並不是絕對的，執政大臣權力很大。郭沫若先生解釋說：“唯通惟，有也。‘無有正昏，弘其唯王智’者，謂不問青紅皂白，一唯王意是從。自‘雩之’以下數語，即檃栝（yǐn kuò，矯正木材彎曲的器具，引申為矯正——筆者注）厲世時（指周宣王之父周厲王時代——筆者注）政治情形，故總結以‘迺唯是喪我國’之語，此均指陳實事，非懸虛聳聽之辭。有此既往之失敗，故起‘曆自今’以下王命 須由毛公同意方得頒佈之命辭。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王輝：《商周金文》，文物出版社出版2006年版，第266頁。）

以民為本。損有餘，補不足，對弱者的關注，是中國古典政治學的主要特徵之一。銘中周王告誡毛公，不可中飽私囊，侵侮鰥寡。《詩經•大雅•烝民》中有：“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唐代孔穎達解釋說：“不欺侮於鰥寡孤獨之人，不畏懼於強梁禦善之人。”

古代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哲學不是落後的、封建的、專制的，它在制度和觀念方面都體現著一種超越時代的特性——這是“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經學生命力！

釋文主要參考了王輝：《商周金文》，文物出版社出版2006年版，第259~263頁。

銘文：

王若曰：“父！丕顯文武，皇天引猒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褱不廷方，亡不于文武耿光。唯天將集厥命，亦唯先正襄乂厥辟，勞勤大命，肆皇天亡斁，臨保我有周，丕鞏先王配命，旻天疾威，司餘小子弗及，邦將曷吉？ 四方，大縱不靜。嗚呼！余小子溷湛於艱，永恐先王”。

語譯：

周王這樣說：“父啊！偉大英明的文王和武王，上天將會長久地滿足他們的德行，讓我們周國與之匹配。當初（文王、武王）接受上天的使命，安撫那些不來朝覲的方國，沒有不被文王、武王的光輝所照耀的。由於上天大降福命于我們周國，也因為先輩大臣們輔助他們的君主，勤勉于王命，所以上天不懈地監護著我們周國，大大鞏固了先王的配天之命。但是仁慈的上天突然發威，繼位後的我怎能不心急，國家將如何是好？如今四方動亂，很不安定。唉！恐怕我會深深陷入艱難之中，永遠給先王帶來恐慌。”

銘文：

王曰：“父！今余唯肇經先王命，命女乂我邦我家內外，憃於小大政，屏朕位。虩許上下若否，雩四方屍毋動。餘一人在位，矧唯乃知。餘非庸又昏，女毋敢荒寧，虔夙夕惠我一人，雍我邦小大猷，毋折緘，告余先王若德，用仰昭皇天，申紹大命，康能四或，欲我弗乍先王憂。”

語譯：

周宣王說：“父！現在我要謹慎地遵循先王的使命，命令你治理我國我家內政外交，忠於大大小小的政事，保護我的王位，小心地遵循神靈的意志，主管四方諸侯，不要讓他們發動叛亂。我如今在位，也需要發揮你的智慧。我不是昏庸之人，你不能荒怠自圖安逸，要虔誠地早晚輔助於我，協同大大小小的謀劃事宜，不要閉口不言，要告訴我先王的美德，用以昭仰上天，敬重地行使天命，使四方諸國康樂安定，讓我不給先王帶來憂慮！”

銘文：

王曰：“父！雩之庶出入事於外，敷命敷政，藝小大楚賦，無唯正昏，引其唯王智，迺唯是喪我國。曆自今，出入敷命於外，厥非先告父，父捨命，毋又敢憃，敷命於外。”

語譯：

周宣王說：“父！以往眾官往來各種事宜，對外發佈政令，制定各種徭役和賦稅，不管對錯，一味委責于王，適足以喪國。從今以後，往來或對外頒佈命令，若不事先稟告父就不准頒佈。父的命令，亦不可輕率對外發佈！”

銘文：

王曰：“父！今余唯申先王命，命女亟一方，弘我邦我家。女顀於政，勿雍庶。毋敢龔橐，龔橐迺侮鰥寡。善效乃友正，毋敢湛於酒。女毋敢墜，在乃服，紹夙夕敬念王威不易。女毋弗帥用先王作明型，欲女弗以乃辟陷於艱。”

語譯：

周宣王說：“父！現在我重申先王的使命，命令你做一方的楷模，光大我們的國家和家族。你要推行於政事，不要壅累庶民。徵收賦稅時，不要中飽私囊，中飽私囊將會侵侮鰥寡，要好好教導你的僚屬，不要讓他們沉湎於酒。你更不能沉淪，要早晚敬業，想著周王的威嚴，不得改變。你不能不以先王制定的禮法為準則，希望你不要讓你的君主陷入困境！”

銘文：

王曰：“父！已！及茲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尹。命女司公族雩三有司：小子、師氏、虎臣，雩朕褻事，以乃族捍吾王身，取卅寽。賜女鬯一卣、祼圭瓚寶、朱巿、悤黃、玉環、玉瑹、金車、較、朱鞹鞃、虎幎熏裹、右軛、畫韝，畫，金甬，錯衡，金踵，金，約盛金簟笰，魚箙，馬四匹，攸勒，金，金膺，朱旂二鈴，賜汝茲，用歲於征。

毛公對揚天子皇休，用作尊鼎，子子孫孫永寶用。

語譯：

周宣王說：“父啊！這些卿事僚、太史僚，都由你父來管束。命令你繼續管理公族與三有司：小子、師氏、虎臣，以及我的侍禦，派你的宗族保衛我的安全。領取受祿金三十鋝，賜給你黑黍釀的香酒一卣、裸祭用的圭瓚寶器、紅色蔽膝加青綠色系帶、玉璧、玉笏、青銅裝飾的車、車軾橫木上繪有花紋的覆蓋物、車軾上有紅色軟皮、護馬胸的皮革、淺紅色襯裡的虎紋車蓋、右軛頭、縛於車轅到車箱的以及車衡接於車軸用的彩紋皮帶、車轂兩端青銅制的甬、車轅前橫木上也繪有花紋、青銅裝飾的車箱底部的橫木和車閘，都是用青銅裝飾的、用青銅絲纏束的竹席蔽車棚子、魚皮箭袋、馬四匹、馬韁繩、馬籠頭、馬頭上的飾纓和馬胸前的垂纓，也是用青銅裝飾的、畫有蛟龍的紅色旗幟兩杆。賜給你這些器物，以便你用來歲祭和征伐。”

毛公為了報答天子的恩德，鑄造了此寶鼎，希望子子孫孫永遠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