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翟玉忠 付金才 發布時間: 2021-12-08
經義：
如同《洪範》篇是大禹時代的治國大法，《堯典》是堯帝、舜帝的治國大法。
中國有漫長連續、又高度發展的經學和史學傳統（經史傳統），這在人類文明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如同世界上一切古老民族一樣，其經典在未整理成文字之前，以口傳心授的形式世代傳承。所以《古文尚書》《堯典》《舜典》前均有“曰若稽古”，類似漢譯佛教經典開篇的“聞如是”“如是我聞”，表示經典內容傳承有信，並非杜撰。
《堯典》是中國經史傳統中居核心地位的安身立命、安邦治國文獻。盡乎所有《尚書》版本，都將《堯典》放在第一篇，孔子最早整理《尚書》時也是這樣。
《堯典》對中國文化影響極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決定了國人重世俗人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的生活方式；二是決定了中國政治重德行功勳，選賢與能的選舉方式——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21世紀今天，長達四千多年。
堯帝是一位上古聖王。典，就是能常行百代的大經大法。東漢學者鄭玄在注釋《周禮》時曾經說過：“典，常也，經也，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為法式也。”
所以漢代以前常常禮、法不分。一樣的典，既是禮經，又是禮法。今天有人喜歡德治與禮，不喜歡法治與刑，這是不通中國文化政治經濟與社會教化（政教）相統一的原因——如同有冷暖、陰陽一樣，治國既離不開德治，也離不開法治。
有現代人類以來，整體上只存在兩種生活方式：一種是以神為中心的，一種是以萬物之自然狀態——“道”為中心的。
無論是狩獵採集部落的萬物有靈觀念，還是農業社會的多神論和後起的一神論，在其現實生活中神都居於核心地位，生老病死都以神為本。今天我們去基督教世界旅行，還能看到他們的城市和鄉村遍佈著尖頂的教堂，那是上帝在人間的標誌。
中華文化的獨特之處在於，它突破了上古人類以神為中心的世界觀念，轉化為以人為中心。“天生百物，人為貴”。從堯時代起，先賢就建立起了以萬物之自然——“道”為核心的生活方式。
中華文化並不否定神和宗教，而是置神於道之下，將宗教視為一種教化。所以先賢講“道在帝先”、“神不勝道”、“民為神本”。而除了中國之外的文化，其他文化大體都是講“帝在道先”，“道不勝神”、“神為民本”。
突破神及神話體系，這是中國人對人類文明的最大貢獻，可惜信仰一神教之人常常不理解這一點，乾脆將中國人看成不信教、崇拜偶像的異教徒。我們自己又不知道如何理解自身文明的大本大源，不知道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以堯為典範，不是以耶穌或其他什麼神。
《堯典》開篇就是講堯崇高的個人品行，他不僅有明察四方的智慧，而且做事敬業節儉，為人寬容溫和。然後講他如何發揚德行，廣布恩澤，實現了家庭和睦（家齊）、百官各盡其職（國治）、萬國和諧（天下平）。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內聖外王、內養外用一以貫之的生活方式，經過《禮記•大學》的進一步闡發，以及宋以後儒家的提倡，主導中國歷史數千年。在21世紀世俗化不斷深入的時代，這種在中國人精神世界中古老，對其他族群嶄新的生活方式，必將影響全世界。
《禮記•大學》曾引文中“克明俊德”一語解釋“明明德”，通過《堯典》上下文，我們知道這裡的德是一種德行、德澤，而非如《四書集注》所說的，明德是“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
宋儒以佛教禪宗觀念理解《大學》，顛倒本末，誤人千載。“克明俊德”，和諧萬邦，《禮記•大學》所說“明明德於天下”，本來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在宋儒那裡卻成了人生的起點，先“明明德”，再“親民”，再“止於至善”，豈不荒唐！
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是長期演化的結果。歷史學家韓建業教授甚至將這種重世俗的生活方式上推至一萬年前、舊石器時代晚期。司馬遷寫《史記》從堯帝的祖先黃帝開始，從中我們能看到，無論是黃帝還是堯的父親帝嚳（kù）高辛，都遵循修齊治平的人生路線。司馬遷說高辛：“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
我們應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我們的生活方式——斯道斯文，源遠流長，是人類文明的最寶貴財富！
經文：
語譯：
下面內容根據古代史家嚴謹的口耳相傳之事整理。帝堯的名字叫放勳。他以敬畏之心對待政務，並節制地運用手中的權力。他處理各種事務態度平和，又能明辨大是大非，堅持正確立場。他待人誠信恭謹，能夠推賢讓能。其事業恩澤四方，人格光耀天地。他通過以下方法實現惠及天下的偉大事業：首先，帝堯治理好自己的九族，使族人相親和睦。然後，立足於實際考察選拔那些有能力治理好本族的人出任百官，負責公共職務，根據事功加以獎懲。百官治理好了，努力使各個邦國團結協作，親如一家。結果天下萬民在帝堯的治理下都能和睦相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