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清華簡的整理工作中，有一種論調引起了人們廣泛的關注，即清華簡《尹誥》一篇，證明古文《尚書·咸有一德》是“偽作” 。有學者指出：“《尹誥》是《尚書》佚篇，或稱《咸有一德》。”“東漢時立於學官的《孔傳》本《尚書》的《咸有一德》是後人偽作，自宋代以來歷經學者討論，已成定讞。”[1]清華簡整理者又闡述：“《尹誥》為《尚書》中的一篇，或稱《咸有一德》。” “(《尹誥》)簡文與孔傳本《咸有一德》全然不同，東晉梅頤所獻的孔傳本確如宋以來學者所考，系後世偽作。”[2]上述言論，是值得商榷的，存在著很大的錯訛和違背史實之處。為全面地瞭解歷史的真相，本文擬從三方面進行闡解，以釋學界在這個問題上的疑團。

一、清華簡《尹誥》發現的重大意義

清華簡《尹誥》原無篇題，今篇題是整理者根據《禮記》與郭店簡、上博簡《緇衣》所引篇名而確定的。《禮記·緇衣》曾二引《尹吉》。其一雲：“《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鄭玄注：“‘ 吉’ 當為‘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 其二雲：“《尹吉》曰‘ 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 '”“鄭玄注：“《尹吉》，亦《尹誥》也。”從《禮記·緇衣》又引《尚書》中的《康誥》、《君陳》、《太甲》等篇來看，《尚書》中原有《尹誥》一篇是沒有問題的。清華簡《尹誥》正有上引的第一句，並有與第二句相似的一句，從而確定此篇正是《禮記·緇衣》二引而早已佚失的《尚書·尹誥》篇。這樣的確定，對於《尚書》學以至整個古文獻的研究，其意義是十分重大的。 

第一，它為現存《尚書》增加新的篇章。近年來發現的古代簡牘、帛書，有關《尚書》方面的資料不多。雖然郭店簡有《緇衣》篇引《尹誥》雲：“惟尹允及湯，咸有一德。”[3] 上博簡亦有《緇衣》篇引《尹誥》雲：“惟尹允及康（湯），咸有一德。”[4]但是《尹誥》的具體內容，其全文始終未見。故這次清華簡的發現，找到了《尹誥》的全篇內容，有其突破性的進展，是經學史上的一件大事。

第二，它補充新的事實，豐富歷史內容。如《尹誥》文中記述：“湯曰：‘於乎！吾何作於民，俾我眾勿違朕言？’”［5] 此處“作”字，古字寫為“”，整理者讀為“祚”，謂訓“福”[2] 。其實，此字從“又”（手），以讀“作”為宜。全句意為：“我應該對民做些什麼，才能使我眾不違背我的意志？ ” 接著伊尹答曰：“後，其賚之，其有夏之金玉、田邑，舍之，吉言乃致眾於亳中邑。” [5]此處的“吉言”，是指好聽的言辭。《書·盤庚上》雲：“汝不和吉言于百姓。”可知“吉言”是當時流行語。全句旨在向湯獻計獻策，要求湯對民眾進行賞賜(“賚”），把夏人的金玉、田邑施捨於民，用好言相勸，把民眾引致商都亳中之邑。十分明顯，在夏滅商興的歷史大轉變關頭，伊尹的智謀計策，對商湯的成功起著重要作用。

第三，它為校讎引文、舊注提供新的資料。《禮記·緇衣》引《尹吉》（即《尹誥》）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鄭玄注：“‘天’，當為‘先’字之誤”; ‘見’或為‘敗'。”而清華簡《尹誥》雲：“尹念天之敗西邑夏。”有學者據此評論道：“鄭注‘天’，當為‘先’字之誤說，比照清華簡本，顯然有誤”;“ 鄭注‘見’或為‘敗’說是正確，今本之‘見’，清華簡本正作‘敗'。”[6]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緇衣》所引《尹誥》與清華簡《尹誥》為兩個不同的句子：《緇衣》引《尹誥》“ 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云云，是伊尹自述其先見於西邑夏朝的情況，因考慮“周”全和互“相”輔助而有始有“終”,其後至夏桀時才無“終”而亡；清華簡《尹誥》“尹念天之敗西邑夏”，是伊尹判明老天要敗亡西邑夏朝。故鄭玄注《緇衣》“‘天’，當為‘先’字之誤”，是對的；而“‘見’或為‘敗'”是鄭玄把兩個句子混為一談了。這可證明，鄭玄所見《尹誥》中有清華簡“天之敗西邑夏”的句子。至於清華簡《尹誥》中為何沒有“惟尹躬天（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之句，應該是清華簡《尹誥》版本的脫漏。

第四，它為弄清古文獻的真相提供實物證明。自南宋以來，中國學術史上出現了一股疑古思潮，這股思潮到清代和近現代，愈演愈烈，鬧得紛紛揚揚。其中，古文《尚書》的真偽是疑古思潮談論的一個重要議題。現在，清華簡《尹誥》被發現了，它本身就是一篇古文《尚書》。那麼，它對今傳古文《尚書》真偽的辨別，是否能提供有效的證明呢？這就是本文所要詳細討論的，為目前學術界熱烈關注的大問題。

二、司馬遷和鄭玄的錯誤判斷

前面已經引述，有學者和清華簡整理者把清華簡《尹誥》和今傳古文《尚書》的《咸有一德》篇攪在一起，說《尹誥》“或稱《咸有一德》”,兩個篇名實即一篇文字。這個論斷，只要仔細一想就會發現，它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通觀“百篇”《尚書》，每篇文字都只有一個篇名，也許《尚書》在編纂過程中，為了防止各篇互相混淆和糾纏不清，早就制定過一篇文字只能有一個篇名的原則。然而有學者提出：《尚書》有“同篇異名”的情況，如《費誓》或作《鮮誓》、《胖誓》，《分器》或作《分殷之器物》等[7]。實際上，前者“費”、“鮮”、“胖”是一個地名的幾個通假字，後者是簡與繁的關係，其主要詞語都沒有改變，因此，決非一篇文字有兩個篇名。而清華簡整理者說：《尹誥》“或稱《咸有一德》”，把兩個字數不同、完全沒有通假關係的篇名，指為同一篇文字。這違背《尚書》一篇一名的通則，在《尚書》中是不可能出現的。

當然，清華簡整理者認為《尹誥》“或稱《咸有一德》”，自有他的原由。其一，“《史記·殷本紀》雲‘伊尹作《咸有一德》’事在湯踐天子位後，介於《湯誥》、《明居》之間”，而清華簡《尹誥》“簡文所述，很清楚時在湯世。 

這裡必須指出，司馬遷《史記·殷本紀》所述“ 伊尹作《咸有一德》”是抄自《書序》，而《書序》據現代學者研究，“是秦、漢之際解經的人所作” [8] 。當時，《書序》作者由於看不到《咸有一德》這篇古文《尚書》，只大致知道其作者是誰，故序雲：“伊尹作《咸有一德》”,既不說明其作的時間，也不說明其作的原由。那麼，司馬遷是否看到《咸有一德》這篇孔壁所出的古文《尚書》呢？同樣沒有。觀西漢末年劉歆所作《移太常博士書》雲：

“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發”[9]。

由此可見，孔壁發現包括《咸有一德》在內的“十六篇”古文《尚書》，因孔安國突遭禍害而“未及施行”，此後與左氏《春秋》等古文舊書皆“臧（藏）于秘府，伏而未發”。雖然據史書記載，司馬遷曾親從孔安國問學，但也未必能見到十六篇古文《尚書》的全貌。他在抄搬《書序》時，因經常看到《禮記·緇衣》的引文“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故其在《殷本紀》中將“ 伊尹作《咸有一德》“置於湯世，實則大錯（詳下）。《史記·索隱》按：“《尚書》‘伊尹作《咸有一德》’在太甲時，太史公記之於斯，謂成湯之日，其言又失次序。” [10]這個批評，是十分中肯的。

實際上，司馬遷作《史記》，由於沒有看到一些佚失的古文獻而把年代搞錯，是常有的事。如《史記·魏世家》說：“魏惠王三十六年，是歲，魏王卒，子襄王立”。唐代司馬貞《索隱》指出：“按《紀年》，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未卒也。”司馬遷稱魏惠王三十六年逝世，而魏襄王此年繼立。其實，根據晉時出土的《竹書紀年》，魏惠王在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並沒有死。司馬遷因為沒有看到古本《竹書紀年》，而對歷史年代憑想像進行推算，以致鬧出大笑話。《魏世家》又說：“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但據《魏世家·索引《世本》：“惠王生襄王，襄王生昭王”，其間並無“哀王”一代。司馬遷因為沒有見到《竹書紀年》。年代無法安排，又憑空想像出“ 哀王”一代，以致造成更大的錯誤。由於沒有見到魏國人編的《竹書紀年》，因而在《魏世家》中對戰國魏的年代，出現諸多混亂；由於沒有見到“臧于秘府” 的古文《尚書》，因而在《殷本紀》中對“伊尹作《咸有一德》” 的時間錯置於湯世：司馬遷在這兩方面的錯訛及其造成的原因，如出一轍。

導致清華簡整理者把《尹誥》和《咸有一德》兩個不同的篇名當做同一篇文字的，還有鄭玄不負責任的注釋。《禮記·緇衣》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鄭玄注：“‘吉’當為‘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誥》，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為《咸有一德》，今亡。”

按《劄記·緇衣》引《尹吉》（即《尹誥》），與《康誥》、《君陳》、《太甲》等篇並列，可知《尹誥》確為《尚書》中的篇名，而清華簡正有《尹誥》這一篇。但鄭玄注：“《尹告》，伊尹之誥也”，似乎“尹告”是伊尹發出的誥文，而不是《尚書》的篇名。接著，鄭玄又注：“《書序》以為《咸有一德》，今亡。” 這個注釋，更是鄭氏的主觀想像。綜觀《書序》，從來沒有“某篇為某篇”的說法。關於《咸有一德》，《書序》只說“伊尹作《咸有一德》，而絕無將其與《尹誥》捏合為一之詞。可能因為司馬遷錯把“伊尹作《咸有一德》”置於湯世，鄭玄遂認為《尹誥》當即《咸有一德》，並把這個觀點強加給秦漢間人造作的《書序》，於是鑄成了這個《尚書》學史上的又一錯訛。

由於沒有見到古文《尚書》，鄭玄在作注時往往憑想像胡亂解釋，信口判斷。唐代孔穎達在《尚書正義·堯典》中指出：

鄭玄亦不見之（按指古文《尚書》—— 引者注），故……注《胤征》雲“胤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雲：“厥匪玄黃，昭我周王” ……又注《旅獒》雲：“獒，讀曰豪，謂是遒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雲“亡” ，其《汩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雲“已逸",是不見古文也[12] 。

這裡，鄭玄在注釋中的錯訛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按古文《尚書》，《胤征》是“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而鄭注雲：“胤征，臣名”；“厥匪（當做‘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是古文《尚書·武成》中的句子，而鄭注《禹貢》引為《胤征》中語；《旅獒》本是西方旅國貢獻的“大犬”，而鄭注說“是遒豪之長” ；古文《尚書》中的《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篇明明“見在”，而鄭注雲“亡”,《汩作》、《典寶》等篇明明“見亡”，而鄭注雲“已逸”。上述這些錯訛，都是因為鄭玄不見古文《尚書》造成的。他又把《尹誥》說成就是《咸有一德》，《咸有一德》明明“見在”，而鄭注雲“今亡”。孔穎達分析：“是不見古文也”，道出了鄭玄注釋屢屢出錯的真正原因。

應該看到，在西漢至東漢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古文《尚書》的流傳極不正常。上引孔穎達《尚書正義·堯典》中又指出：“馬融雲：‘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古文）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雲‘夏桀時’（按依古文《五子之歌》，當為‘夏太康時’），服虔、杜預皆不見（古文）也。”[11]東漢至晉初的馬融、服虔、杜預等經學家均不見古文《尚書》，可見其書之難得。《後漢書·杜林傳》雲：“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他告訴人們：“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宏）、濟南徐生（巡）複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13]在人們“常恐斯經將絕”感歎其“不合時務”的古文《尚書》荒廢的年代，司馬遷和鄭玄根據想當然而撰史、作注，造成不少錯訛，乃是情理中事。今天，我們必須澄清、糾正這些錯訛，讓事實的真相大白於天下。 

三、古文《咸有一德》的珍貴價值

在弄清司馬遷和鄭玄由於未見古文《尚書》的全貌而造成種種錯訛之後，就可以著重討論保存在今傳《尚書·商書》中古文《咸有一德》的真偽和價值了。要討論古文《咸有一德》，必須先辨清以下三個問題：

1．篇名。綜觀《尚書》各篇，每篇都只有一個篇名，無有一篇《尚書》有兩個篇名者。本篇名《咸有一德》，是文章論述的中心，通篇都是伊尹對嗣王“ 陳戒於德”，如：“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始終惟一，時乃日新”；“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厎烝民之生”[11] ,如此等等。故本篇名《咸有一德》，完全貼切。而清華簡《尹誥》是伊尹向湯誥諭，獻計獻策，告訴湯“夏自絕其有民”，故我能“滅夏”,要把“夏之金玉、田邑”施捨於民，用“吉言”引導民眾歸於“亳中邑”[5]。其前面雖有一句“惟尹既及湯咸有一德”，乃起始之語，與全文宗旨關係不大。此篇名為《尹誥》，總括全文之意，亦甚為貼切。若名為《咸有一德》，則不能總括全文之意，甚不貼切。事實很清楚，清華簡《尹誥》與古文《咸有一德》，是兩篇完全不同的文章。清華簡整理者承襲司馬遷、鄭玄的錯訛，混淆視聽，說《尹誥》“或稱《咸有一德》”，是違背歷史事實的，應該予以糾正。

2.時代。清華簡《尹誥》是史官記述伊尹在商湯時向湯的誥諭，而古文《咸有一德》是伊尹在商太甲時所作對太甲的訓誡。兩文的背景不同，目的不同，十分清晰。《咸有一德》開首雲：“伊尹既複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於德。”[ 11 ]這是全篇的序言。所謂“複政厥辟“，孔傳雲：“還政太甲。”可知此篇是在伊尹放逐太甲，待其悔悟，又“還政太甲”後所作。文中又說：“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 11 ]所謂“嗣王”，分明是指太甲，是繼承前任之王。“嗣王”不可能指湯，因為湯是開國之王，其王位非繼承而得。顯然，《咸有一德》的寫作時代和背景，與《尹誥》完全不同，這也是十分清楚的。

3.體例。《尹誥》是伊尹在湯時向湯的誥諭：全篇前面是伊尹對湯的忠告；後面採用問答體，由湯發問，而伊尹答之以如何使夏民心悅誠服之計。文章開首是伊尹講述“天之敗西邑夏”的原因，並問：“今后（君主）曷不監？”可見兩人屈膝談心，氣氛和諧。接著，商湯發問：“吾何作於民，俾我眾勿違朕言？’，［5］伊尹即傾心相告，言簡而計謀深遠。《咸有一德》是伊尹在太甲時為防止“嗣王”再生二心、不務正道而作的告誡之辭，通篇無問答，反復告誡其要“一德”。孔穎達疏雲：“太甲既歸於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誡之。”“此篇終始皆言一德之事。發首至‘陳誡於德’，敘其作戒之由，已下皆誡辭也。”“太甲新始即政，伊尹恐其二三，故專以‘一德’為戒。” [ 11 ]《咸有一德》全篇語氣沉重，苦口婆心，反復申告，與《尹誥》輕鬆詼諧的問答形成強烈對照。可知《尹誥》與《咸有一德》是兩篇體例完全不同的文章，決不可將它們混為一談。

《咸有一德》既然是一篇有著獨特篇名、清楚時代和明晰體例的《尚書》中的重要文獻，那麼它又有怎樣的學術價值呢？依筆者之見，它的學術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它以確鑿的事實，證明司馬遷和鄭玄的錯訛。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中，把“伊尹作《咸有一德》”置於商湯事蹟的敘述中，前有湯“作《湯誥》”，後有“湯乃改正朔”[ 10]云云。這是因為司馬遷未見《咸有一德》原文，而僅憑《禮記·緇衣》引文“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所作的判斷。現在，古文《咸有一德》證明，它是伊尹在太甲時， 為防止“嗣王”再生二心而諄諄告誡之文，司馬遷的差錯由此顯而易見。鄭玄在注《禮記·緇衣》時說：“《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為《咸有一德》，今亡。”鄭玄同樣因為不見古文，而把《尹誥》和《咸有一德》兩篇在篇名、時代、體例各方面完全不同的文章，說成是同一篇文字，並把這種觀點強加給《書序》，還說其“今亡”。現在，古文《咸有一德》與清華簡《尹誥》兩文俱在，證明鄭玄的注釋與史實完全不符。

其次，它是伊尹的精心力作，文辭工整，可校勘其他古文獻的謬誤。如《呂氏春秋·諭大》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14] 此言很不好理解，不知所言是何意思。宋洪邁在《容齋隨筆·呂覽引詩書》條中說：“予謂呂不韋作書時，秦未有《詩》《書》之禁，何因所引，訛謬如此！”王應麟在《困學紀聞》卷二中亦謂：《呂氏春秋》所引《商書》，“其舛異如此”！今查古文《商書·咸有一德》記伊尹對嗣王太甲的告勉：“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11 ]他要求太甲到“七世之廟”中去“ 觀德”，從“萬夫之長”那裡去“觀政”。辭意懇切，勸勉有方。此句與《呂覽》引文極其相似，必是引文的原樣。由此可見，《商書·咸有一德》可糾正《呂覽》所引《商書》之文的訛謬，證明其在校勘古文獻方面珍貴的學術價值。

再次，《咸有一德》是伊尹最後訓誡太甲之作，突現商大臣的高風亮節。伊尹輔佐湯之長孫太甲時，發現太甲“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10]。後三年，太甲悔過自責，伊尹乃迎其返亳而還政於太甲。《咸有一德》敘其作文之由云：“伊尹既複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於德。”可見這是伊尹在將告老歸邑之時，因為不放心太甲的道德品質和執政能力而作的對太甲最後的“陳戒”。其文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11 ]它一開首就以激動的言辭，開導太甲要一心一德，才能保住帝位和商朝的江山。其後，伊尹又以歷史的教訓、治理的經驗反復叮嚀囑咐，其用心之良苦，讀來盪氣迴腸。《咸有一德》最集中地表現出商大臣伊尹高尚的精神世界，是研究伊尹一生事蹟的最珍貴的資料。

由上分析可見，《咸有一德》是一篇在考訂歷史事實、校勘古文獻和研究商大臣伊尹一生事蹟、道德品質等方面都極有價值的名文。在司馬遷說“伊尹作《咸有一德》”于湯執政時期、鄭玄說《咸有一德》就是《尹誥》“ 今亡”的影響下，魏晉間人不可能頂著風浪，去偽造一篇伊尹訓誡太甲的《咸有一德》來與司馬遷和鄭玄唱反調。它一定是在孔壁發現，經過長期“藏于秘府”或在民間流傳，至東晉初由梅頤上獻的真古文獻。關於古文《尚書》的流傳，史學界己做了大量的考訂工作。著名史學家陳夢家就說：“（古文《尚書》）自鄭沖到梅頤的傳授，皆有史籍可考，其時、地、人三者都相符合。 ”[8]應該說，古文《尚書》長期在民間流傳而沒有散佚和消亡，一直保存至今，實在是古文獻流傳史上的奇跡。

最後，還必須對清華簡整理者認為“《孔傳》本《尚書》的《咸有一德》是後人偽作，自宋代以來歷經學者討論，已成定讞”[1] 的說法，提些已見。實際上，所謂“ 偽作”“定讞”論，乃是疑古時代的觀點。那時的學者幾乎一邊倒，考證出的“偽作”和“ 偽書”愈來愈多。自改革開放以來，學者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根據歷史事實進行分析，取得了許多寶貴的成果：如劉建國的《先秦偽書辨正》[15] 、張岩的《審核古文（尚書〉案》[16]等。筆者就近年古籍辨偽研究工作，分為“因考古發現而由‘偽’變真的古籍”、“因反思考查而陸續辨正的古籍”等欄目，對十幾部古籍的撥亂反正作了報導[17]。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輯的《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一輯，發表呂文郁先生的《<尚書>學研究概況》[18]一文，其中有一節《當代學者對古文<尚書>的新探索》，列舉大量證明古文《尚書》不是偽書的著作和論文，為《尚書》學的研究揭開了新的一頁。上述著作和研究文章，希望清華簡整理者能認真閱讀，審慎考慮，這對於清華簡的整理工作應該是大有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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