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云：“夫《尚書》者，七經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精此書，次覽群籍。”此論多為歷代學者共識。故漢唐以來，上自廟堂，下至閭裡，人莫不習。解之為史鑒，援之以贊治，釋之為訓誡，授之為教化，引之以立論，《書》之大經大史地位，莫可比肩。 

當下，隨著傳統文化的復興，《書》學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尚書》的現代詮釋顯現出巨大的張力。作為經典中的經典，《尚書》的當代價值正日益彰顯。

一

《尚書》為“政書”之祖。司馬遷《太史公自序》稱“《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荀子《勸學》篇明言“政事之紀也”。歷朝歷代的政治領袖們都十分重視閱讀和研究《尚書》。 

梳理比對世界上最古老文明形態的諸種文化因數，可以破解四大文明古國為什麼僅僅華夏文明一枝獨秀，生生不息。遠古的黃河流域孕育的文化形態具有獨一無二的區別性特徵，這就是具有最為悠久獨特、最具生命力的文獻傳統。這一傳統最早的文獻性質是政書，也就是《書大序》所謂“上世帝王遺書也”。《書》學文獻總結上古墳典的政治智慧，用聖君賢相的嘉謨善政確立了“先王政治”，建立了傳統中國較為系統的國家治理模式，進而在後世形成綿延不絕的“政統秩序”；用以德范位的道德訴求直接規約著君王的思想言行和士民的家國情懷，塑造民族的精神世界，進而形成歷久彌新的“道統觀點”。《尚書》引出千年的“王道”“霸道”歷史哲學之爭，成為歷代士人對現實政治的價值規範。《尚書》中的聖賢形象成為民族的“人格理想”，確立了民族的價值標準。《尚書》這一切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從政、理政和治政的理念、策略和方法，是最適應中國文化特點、區域特徵以及民眾心理的共同基因，具有最強大的凝聚力和執行力。 

《尚書》的文獻傳統及闡釋傳統，反映了中國文化的特徵。這種特徵以文獻堅守歷史，以闡釋適應時代，民族文化中最優秀的因數得以保存，歷史發展環環相扣，文化傳承綿綿不絕，原典成為文化標識，詮釋成為時代象徵，原典與詮釋的融合成為民族和諧、文化認同和與時俱進的最大動力。因此，從哲學高度看，《尚書》中呈現的雖然是王朝時代的大經大法，但其超越時代的“道”卻是任何時代治政理國的金科玉律。 

二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序》認為“經惟《尚書》最尊”。《尚書》是中國乃至世界最早的經典，是雅斯貝爾斯所謂“軸心時代”以前的原始文化形態。《尚書》于傳統文化諸元素之始創性論述最為廣泛豐富，是華夏文明一些重要思想、理論、概念、觀點的淵藪。諸如，《尚書》開篇的《堯典》首節就提出“修齊治平”的政治哲學思想：“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舜典》提出中國最早的文學理論術語“詩言志”，揭示詩的本質特徵。朱自清先生《詩言志辨序》認為，這是中國歷代詩論的“開山的綱領”，對後來的文學理論有深遠的影響。《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所謂的虞廷“十六字訣”，是構建宋明理學龐大學術體系的理論基礎，也是陽明心學的真正源頭。歷代對《尚書》一些特定篇目和類型的系統研究不僅形成了新的學術體系，例如《禹貢》學、《洪範》學，還形成一些新的文化觀念和學術見解。《洪範》“五行”對於民族宇宙觀和認識論之建構，“九疇”對於國家法權制度的建立；《禹貢》行政區域界劃標準的設計對中國歷史地理學、自然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之影響，九州的假想設定對國家認同以及“大一統”觀念的確立；《呂刑》對中國法律思想之建設；典、謨、訓、誥、誓、命等對中國文體學之形成。科舉時代，《尚書》作為科考重要內容，在民族教育、人才選拔與社會主流意識構建等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尚書》之于中國文化諸元素的構成貢獻巨大。《尚書》是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和文化基因。《尚書》學是大道之學，歷代對《尚書》的語言詮釋、政治詮釋、歷史詮釋、心理詮釋以及由此形成的諸學理論，與當代學術體制中的政治、經濟、哲學、歷史、法律、天文、地理、文學、藝術等領域密切相關。歷代對《尚書》文本連續不斷的多角度詮釋，既保持了《尚書》基本理念和價值觀的相對穩定，又進行了適當的推陳出新。《尚書》悠久的思想智慧總是直接介入生氣勃勃的時代思想建構，這些思想在今天同樣可以成為民族精神的重要內核。研究《尚書》及《尚書》學文獻就是追本溯源，繼往開來，延續傳統文化的學術正脈。 

三 

經學經典集中反映了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一直是“政治、社會、人生教育的基本教材”。聖人有言：“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禮記·經解》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墨子·天志》論《詩》《書》：“書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為？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墨子》的作者認為《詩》《書》並不在講述後世之所謂史，而是傳承順天愛人之理，承擔著道德教化的功能。 

《書》教疏通知遠，重視德教。“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治政強調“正德、利用、厚生”的“三正”原則，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富民安國。修身主張“勤”“儉”“謙”“和”，“克勤於邦，克儉于家”，“滿招損，謙受益”，“神人以和”。 

當道德重建成為一個民族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時，當我們需要重建當代社會核心價值體系時，《尚書》的道德哲學和倫理價值無疑是我們必須汲取的文化營養。道德重建呼喚《書》學的回歸，《書》學的回歸首先是《書》教的回歸。聖人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尚書》文本自不能言，需要人理解闡釋，實現《書》學與現代文化的相融共通。研讀《尚書》就要把注意力放在義理的發現上，以求“聖人之心”。朱熹說：“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經之為經的意義即在於教人立身行事。經典無疑是傳統中國個體修身的藍本，是中華民族價值體系建立的基礎。《尚書》中的“民本”思想、“修身”思想、“德治”思想、“和諧”思想，都包含著豐富而深刻的內容，都可以轉化為現代的價值理念，而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內容。 

習近平同志說：“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必須從中汲取豐富營養，否則就不會有生命力和影響力。”道德文化層面的《尚書》學研究和教育可以為匡正人心、凝聚正能量提供強有力的思想保障。 

四 

華夏文明曾經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文明，自漢唐至明清，中華文化一直保持著強勁的正輸出態勢，輻射區域廣泛，影響力度強大。例如，朝鮮半島信史時代的第一個王朝史稱箕子朝鮮（西元前1122年—西元前194年），即為殷末王族箕子所建。周武王滅殷後曾向箕子請教治國方略，也就是《洪範》的“王訪於箕子”。箕子根據夏禹時的《洛書》，詳細記敘了治理國家的九種大法，史官記敘箕子的話就寫成了《洪範》。《尚書大傳》記載，後來“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同時帶走《詩》《書》《禮》《樂》、醫藥卜筮。《洪范》之後成為朝鮮半島王朝時代帝王的政治教科書，這在當代的韓國經學史中亦是不爭的事實。 

古代中華文化圈各個國家的政統、道統、學統皆一依中國，都保存了大量的《尚書》學文獻，日本和韓國最多。以韓國為例，古代朝鮮學人用漢語著述的《尚書》學文獻以千萬字計，影響涉及政治、哲學、思想、法律、教育、文化等領域。縱觀古代各國歷史，雖然王朝更迭頻仍，然而鑒於《尚書》文本內容、文化特質及與各民族文化的契合性，《書》學作為整個王朝時代政治教化的重要工具卻從未改變。研究表明，域外《尚書》學漢籍千百年來構成所在國主流思想意識形態，具有其他文化形式所不具備的心理接受慣性。沒有一個國家會無視自己的歷史傳承與文化積澱，沒有一個生命個體會拒絕血緣聯繫和認祖歸宗。血脈異域相連，精神古今相通，域外《尚書》學漢籍作為文化交流融合的特殊文化形態，是無可否認與回避的歷史印跡。 

歷史印跡是文化對話的前語境。全面整理和深入研究域外《尚書》學漢籍，梳理漢文化在異域文化中的存在形態與演變脈絡，發掘出雙方文化的共性因數與異質元素，將靜態的古老文本詮釋與動態的當代學術研究進行融合延伸，既保持歷史所賦予的特定親和力，又融合時代所賦予的鮮活生命力，這樣的文化對話可以非常容易地形成共同感興趣的話題，啟動對話對方的歷史記憶，提升對話己方的文化自信。通過國際學術交流，共同整理和研究域外《尚書》學文獻，尋找新時代傳統文化傳播的新形式。這是漢文化高品質國際傳播應該採取的最為正確有效的策略。 

歷史的發展進程證明，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極強的增殖能力和調節能力。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次文化變革和價值轉換，都與經典的重構及詮釋的重建緊密相關。面對由來已久的反傳統思潮和學術理論的西化傾向，我們需要在歷史與現實、傳統與傳承中重建民族的話語體系和價值體系，《尚書》作為政史文獻最早的典籍，可為弘揚氣象恢宏的華夏傳統文化，提供不可缺失的文獻依據與思想基礎。廣泛深入展開《尚書》及《尚書》學研究，是深刻體認源遠流長傳統文化的根本，提煉中國文化特徵“古為今用”的基本條件。 

（作者單位：揚州大學文學院；來源：《光明日報》2016年05月23日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