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現存最早的歷史文獻彙編，《尚書》上起堯、舜、禹傳說時期，下訖秦穆公時代，是考察夏、商、周三代歷史的第一手研究資料。然而《尚書》在流傳過程中，命運多舛，屢遭劫難。2008年7月，清華大學從香港文物市場搶救回一批珍貴的楚地竹簡（以下簡稱“清華簡”）。北京大學加速器質譜實驗室、第四紀年代測定實驗室以無字殘片為標本，對清華簡進行AMS碳14年代測定，經校正後，得到清華簡的時代為西元前305±30年，即戰國中期偏晚。

在中國歷史上，《尚書》類文獻的重要發現有兩次：一是伏生今文。秦始皇焚書，伏生將《尚書》藏于屋壁。西漢初年，政局穩定，伏生複求其書，得今文《尚書》29篇。二是孔壁古文。漢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發現《禮記》《論語》《尚書》等多部典籍，其中古文《尚書》16篇。河間獻王古文《尚書》、杜林漆書等版本面世之後，隨即散佚、消失，至今已無法管窺其內容。在這種意義上說，楚地出土的戰國時期竹書清華簡，可謂是《書》類文獻的第三次重要發現。

清華簡對於《尚書》學史研究的重要價值，主要體現在：

其一，《尚書》文本的重新解讀。《尚書·康誥》之“康”，馬融、王肅、孔穎達等學者解釋為國名，而鄭玄、江聲、皮錫瑞主張是諡（音shì）號，兩種說法相爭達千年之久。清華簡《系年》第四章雲“（周成王、周公）乃先建衛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餘民”，說明“康叔”“康侯”“康誥”之“康”皆源于康丘。《尚書》佶（音jí）屈聱（音áo）牙，“於六藝中最難懂”。清華簡的面世，為文本解讀提供了新的契機。

其二，《尚書》文體學研究。過去我們把“誥”，理解為“自上對下”的訓誥，但從清華簡《尹至》《尹誥》看，伊尹為臣，他可以“誥”湯。可知“誥”體有“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兩種方式。大盂鼎、毛公鼎等銘文中“令（命）”，包括賞賜、冊命、行往、征伐等豐富的內容。清華簡《祭公之顧命》名義上是“命”，卻帶有訓誥的性質。清華簡《芮良夫毖》似《書》似《詩》，體例雜糅。清華簡《成人》，近似于《尚書·呂刑》之體。清華簡《赤鵠之集湯之屋》雖屬於《書》類文獻，但文體切合“小說”的特點。以清華簡《保訓》《命訓》為依據，可管窺“訓”體之特徵。這些帶有原生樣態的文獻，使我們對《尚書》“因事而立，體例不定”的文體特徵，有了更加深刻的體認。

或稱“六體”，或言“十例”，不過是後儒對《尚書》體例的歸納與總結。借助出土簡帛文獻，擺脫後世《尚書》文體觀念的藩籬，重新發掘先秦《書》類文獻典、謨、訓、誥、誓、命文體的原生態特徵，則可展現其所承載的多樣的文體功能。

其三，分系研究。目前《尚書》學的研究，如馬士遠《周秦〈尚書〉學研究》《兩漢〈尚書〉學研究》、程興麗《魏晉南北朝〈尚書〉學研究》、趙曉東《隋唐〈尚書〉學研究》、張建民《宋代〈尚書〉學研究》、古國順《清代尚書學》、史振卿《清代〈尚書〉學若干問題研究》等，多是按照朝代順序縱向歷時性的展開。

我們認為，《尚書》學研究既要措意於縱向的演進，同時也要關注橫向的延展。先秦時期，《書》類文獻傳流有兩個重要的特徵：一是多系並存。在儒家《尚書》系統之外，還有墨家、道家、清華簡等不同的《書》類文獻系統。二是多本別傳。在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地區，存在不同的傳本。如齊魯地區有孔子傳《書》、墨子傳《書》，楚地有清華簡《書》類文獻，鄭國也有《書》。簡言之，有大量的傳本，游離於系統之外。

春秋戰國，是《尚書》流傳過程中文本變動尤為劇烈的時期。我們主張在縱向分期的基礎之上，將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及清華簡《書》類文獻橫向分系，然後區別不同傳本，立體、多層面地考察，才能開闢出先秦《書》類文獻研究的新境界。

其四，古文《尚書》真偽問題研究。自南宋至明清時期，吳棫、朱熹、梅鷟（音zhuó）、閻若璩（音qú）、惠棟等人前後相繼，從篇目不合、文體偽謬、文辭襲用、職官淆亂、禮制悖謬、地名晚出、曆法錯亂等諸多層面，多角度、全方位抉發古文《尚書》之罅（音xià ）漏。“祛千古之大疑，立不敗之定讞（音yàn）”，“晚書”出自後儒偽造，得到學界的普 遍認可。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者紛紛為之翻案。張富祥、楊善群質疑閻若璩辨偽結論有失公允。鄭傑文從墨子引《書》的角度，懷疑梅賾（音zé）沒有造作“晚書”。張岩對“晚書”字頻進行電腦檢索統計，其結論是作偽難度太高，高到不可能實現的程度。“晚書”真偽公案，再次陷入了長時段、多回合的激烈辯難之中。

《尹誥》為伊尹誥商湯之辭，但古文《尚書》作偽者卻理解為伊尹誥太甲。《禮記·緇衣》引《書》“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和“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本屬於《尹誥》一篇。而輯補者卻離析為二篇：一歸入《咸有一德》篇；一歸入《太甲上》篇。從清華簡《傅說之命》看，“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音sì），惟干戈省厥躬”為武丁所言，但古文《尚書》作者卻妄改為傅說之辭。先秦時期《書》類文獻多線傳流，文辭難免增刪潤色，但時代錯位，篇目割裂，言說者張冠李戴，傳本的差異、傳流的多線難以遮掩“晚書”作偽的痕跡。

其五，漢晉時期古文《尚書》成書過程的再考察。關於古文《尚書》的成書時間，有漢代說、魏晉說、東晉說、劉宋元嘉年間等多種意見。近年來“漢魏孔氏家學”興起，目的在於從民間傳流的視角，證明梅賾（音zé）本古文的真實、可信。而清華簡《書》類文獻的面世，證明古文《尚書》當為晚出，漢晉之間的古文傳流，就要實現從“證真”向“察偽”的根本性轉向。梅賾本古文《尚書》的傳授，既然不能與漢儒之本相銜接，那麼它是怎麼來的？是何時、何人抄撮他書所為？作偽的原因究竟何在？

武丁本是《尚書·說命》的作者，鄭玄卻錯誤地理解為“傅說作《說命》”。《禮記·緇衣》引《尹誥》“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說的是夏桀因暴政虐民，以致上天降喪，邦亡身喪，而鄭玄誤讀為“夏代先哲王以忠信得以善終”。作偽者相信鄭玄《禮記注》，對於他的錯誤說法皆照搬照抄。我們發現，類似的抄襲有四處之多。在作偽者抄撮補苴過程中，鄭玄注是不可或缺的參照。郭璞注成書於永嘉四年（310），它兩次引用《孔傳》，則《孔傳》成書必在西元310年之前。古文《尚書》經文的形成要早于《孔傳》，則它的成書更在此之前。因此，我們猜測古文《尚書》最終完成時間，很可能在鄭玄之後、永嘉四年之前。

其六，對於南宋、元、明、清乃至近現代辨偽成果的重新審視。梁啟超盛讚閻若璩為“近三百年來學術解放之第一功臣”，惠棟、段玉裁等人皆服膺閻氏之說，閻若璩成為清代辨偽學的一面旗幟。楊善群、張岩等學者在肯定古文不偽的同時，進而否定閻若璩的辨偽學成就與方法。劉人鵬抨擊閻氏的所謂“根柢”，不過是人為預設的假說。趙銘豐認為目前“唯閻是取”的學術傾向，致使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遭受偏頗對待，難以公正地檢驗毛氏辨偽的內在理路。古文《尚書》公案的定性，與閻若璩、毛奇齡、惠棟等人的辨偽學成就糾結在一起，進而涉及對南宋、元、明、清辨偽方法與范式的重新評價。

天子不能對大臣行稽首禮，閻若璩以此懷疑古文《尚書》作偽，而清華簡《傅說之命》記錄武丁向傅說行稽首禮，《祭公之顧命》記載周穆王向祭公行稽首禮，兩相印證，閻氏的最終結論雖然可信，但論證環節卻存在“瑕疵”。站在新材料的基礎之上，我們對前賢的辨偽成果及方法，獲得了重新審視的必要與可能。

清華簡《書》類文獻的面世之後，先秦《書》學傳流面貌煥然一新，漢晉之際的古文傳流需要從“證真”向“察偽”轉向，南宋至明清學者的辨偽方法、學術貢獻需要重新認定，由此拾級，總結早期古書的生成機制與流衍規律，建構富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的辨偽學理論體系，重寫《尚書》學史的曙光已經閃現。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清華簡與儒家經典的形成發展研究” 課題組成員、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