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1年10月4日，春耕園第四屆經學論壇在山東曲阜召開，以下是翟玉先生的即席發言，錄音整理，經翟先生審閱。

我提交的論文在會議論文集的第144頁到158頁，標題是《中華文明的脊樑——經學及經學的現代轉化》。論文較長，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在會後參閱。

昨天晚上跟一些朋友談大《六經》工程，有很多感想，所以我想今天集中談一談為何要做大《六經》工程——大《六經》工程的歷史因緣。

大《六經》工程囊括了除大家熟悉的五經之外全部的出土經類文獻，還有剛才楊朝明院長說的、長期被忽略的《逸周書》《大戴禮記》等，我們都把它們平等視之，然後融會貫通，闡發其現代意義。

大《六經》工程的歷史因緣主要包括三個大的方面：一是新材料的問世，二是中國在當代歷史中的大變局，三是世界數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六經》工程在中華文化、社會主義文化和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風雲激蕩中產生。下面我分別就這三個方面給大家做一個彙報。

首先是新材料的問世。經學歷史的變革，一個重要的推動力就是新材料的出現，為什麼漢代會有今文、古文經學的爭論？

一個重要的方面是漢武帝末年，在咱們曲阜孔子家的牆壁中發現了包括《尚書》在內的竹簡文獻。另外西漢末年劉歆負責國家校書的時候，在朝廷圖書館秘府中看到了新的材料，這就是大家熟悉的《左傳》。還有一種新材料，比如像《毛詩》這樣在民間流傳的經學。

實際上當時的《古文尚書》是對《今文尚書》的一個補充。那為什麼會爭論起來呢？剛才楊院長也說了，實際上就是利益之爭。因為漢朝的經學跟我們想像的經學不太一樣，它是國家的意識形態，有點類似現存的大學職位，知識成為利祿之途。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沒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做了一個重要的工作，成功地完成了意識形態統一，政治與教化的一統。

這在秦朝沒有完成，秦朝還是想學周朝，以吏為師。秦始皇沒看到，當時私學已經十分繁榮了，有些經師有上千的學生，很難統一思想。漢武帝“表彰六經”極為高明，從中國文化的根本處下手，鎖定了中國文化2000年的底色。大家一定要注意，包括北宋和唐朝的九經，以及後來的十三經，都是以五經為基礎的——像漢武帝這樣成功的文化政策，特別值得我們深思。

今天為何要做大《六經》工程？因為過去50年來出土的文獻遠遠超過孔壁出書，當代出土的常常是一個又一個的小型圖書館，裡邊有大量的經學類文獻，從馬王堆漢墓簡帛，郭店楚簡，上博簡，到現在還沒整理完的清華簡，這些量都是很大的。當代出土的這些文獻跟古文經學的意義不太一樣，有些資料是對傳世經典的根本性顛覆。

我們用一個形象的比喻，過去50年來的出土新材料相當於一次文化大地震。

我老家在唐山，本人經歷過唐山大地震，深知地震的自然力量。當代出土新材料相當於一場文化大地震，它使宋明理學大廈崩塌，漢唐經學的基礎崩裂。

為何這樣說呢？1973年馬王堆漢墓出土了宋明理學所提倡的思孟學派最核心著作《五行》，長期以來我們只知道這個學派的子思、孟子，《大學》和《中庸》，對“五行”到底是啥其實不知道。《五行》出土之後我們才看到了《大學》《中庸》的概念系統。它告訴我們，宋儒在解釋《大學》的時候顛倒了本末。因為按照《五行》，德是包含善的，所以《大學》“明明德”是一種最高的狀態。《五行》中仁、義、禮、智叫善，稱之為人道。而德稱之為天道，德包括除了善行之外“聖”的境界，顯然是更高的一個層次。

按朱熹的解釋，“明明德”然後“親民”，他改成“新民”，這個也改錯了，因為《易經•繫辭上》上說：“日新之謂盛德”，日日增新其德行稱為盛德，不是說每天革新其民叫新民。其實像日本東北大學淺野裕一教授，中國的印順法師，都曾指出宋儒將《大學》解釋反了，印順法師甚至說這是由於宋儒受禪宗悟後起修的影響。

朱子解釋《中庸》混淆了內外關係，鄭玄解釋“中”是內心的意思，“庸”是用的意思，而朱子將中庸解釋為不偏不倚。前些年我出版了《性命之學——儒家心法新四書闡微》，把思孟學派的《五行》《性自命出》《大學》《中庸》集在一起，然後貫通去論述它，我們最近正在出版《道不可離——重新發現《大學》《中庸》本義》一書，也是深入討論這些問題。

出土文獻不僅對宋明理學，對漢朝經學的顛覆也是巨大的。剛才楊朝明老師也講，長期排斥於五經之外的《逸周書》十分重要。楊老師的同門黃懷信教授是第一個專家治《逸周書》的，而這本書已經傳了2000多年。在春秋時代，它跟《尚書》一樣，在引用的時候被稱為書，只有到了戰國，才有了《周書》這個名稱指稱《逸周書》。

《清華簡》中出土的《尚書》類文獻二十多篇，其中有《逸周書》的內容，可見其在戰國時代它仍被視為“書”，而不是被歸入“雜史類”。

所以出土新材料對宋明理學和漢朝經學的顛覆巨大。當然大家會有不同意見，一些人說出土新材料是假的，我同意楊楊朝明教授的意見，現代人造不出來。就算所有從香港買的，包括《上博簡》和《清華簡》都是假的，但是幾乎沒有人說過《馬王堆漢墓》簡帛也是假的，郭店出土文獻是假的，因為那些是考古發掘出來的。剛才說的《五行》首先出現在馬王堆漢墓中，第二次出現在郭店楚簡，所以這個顛覆性文獻是沒辦法否認的；還有人說新出土的這些經，由於沒有師傳，注疏，應該在融入經書體系之前，暫且把它們作為一種參考資料。問題是《左傳》開始也沒有師傳注疏，難道我們就否定《左傳》是經嗎？

大《六經》工程橫空出世的第二因緣是中國過去100多年的大變局。李鴻章說他當時面對3000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大變局現在看來還沒有結束。這些年，特別是特朗普總統上臺後，美國對國際秩序和國際法公然踐踏。這種行為孔子稱之為禮崩樂壞！孔子恢復周禮，就是要重建當時的世界秩序——這是怎樣偉大的心啊！

我們中國面對的這個變局，曾國藩那個時代的學者就注意到宋以後獨尊的儒家不能提供現代化的思想資源。當時我們屢戰屢敗，人心鼎沸，那真是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因為人人都知道中國要滅亡。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經過相當艱難的一個探索過程，引入了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在蘇聯我們找到了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列寧式政黨，這個政黨跟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不同，有嚴格的紀律性，明確反對黨內的幫派活動。後來列寧式政黨在中國建立了兩個，一個是國民黨，一個是共產黨——國民黨也是列寧式的党，是蘇聯人幫助改組的。

這段歷史涉及如何對待儒學的問題，如何對待五四運動反傳統的問題。我們一定要區分清楚，五四運動反對的儒家不是先秦荀子那種包容百家的大儒，它反對的是清朝末年腐朽的、僵化的，空疏的宋明理學。

共產黨人最後取得政權，關鍵是完成了一個重要的社會改革，這是國民黨沒有完成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肅清士紳地主階級，把中央政權牢牢紮入基層。這是極為重要的，它強化了大一統的中華治道（王道），踐行了春秋大義，把中華政治推上了一個新階段——因為長期以來，中國基層都是官紳共治，士紳在基層治理中常常發揮巨大的作用。

有人常常爭辯周代井田制真假問題，這很好。但無論它是真還是假，井田制的核心價值一定要清楚。它提倡政令本身的統一，中央社會、經濟、政治措施要深入最基層。無論井田制歷史上是否存在，這種價值是歷代王朝一以貫之重視的。

經典的基本精神超越時代，經是活的，不是死的，它早已融入中國人的文化基因之中，我們一時一刻也離不了它。今天大一統理論的本質鮮為人知，但大一統制度過去兩千年始終在，所謂“百代皆行秦政治”（毛澤東 《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

現代人很少知道實現大一統的王霸術了。大一統可不是西方的領土統一，中央政府的存在。它包括很多內容，包括政教的一統，經濟和政治的統一，社會和政治的統一等等。

剛才吳飛兄講，《管子》是《周禮》的義理版。西漢打敗了匈奴人，財政上就是靠《管子》王霸術的輕重術，它實際是大一統的經濟制度，強調國家資本理財。

我們為何在建立了基礎工業體系之後，1978年改革開放政策迅速完成了大市場的建立，因為有大一統的政治，這是秦朝給我們留下的寶貴遺產。像海爾，最初只是鄉鎮企業，靠大市場的孵化，成了國際大企業。

表面上共產黨人成長于反傳統的五四運動，實際上正是中國共產黨啟動了大一統的中華治道。推動了中國文化的全面復興。因為大一統還要求政經、政社等多方位的大一統，這是硬性的需要。

過去100多年的中國大變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要解釋其成就，我們必須應用中國文化。學界長期以來希望引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某些現成理論解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實，希望用西方的鑰匙打開中國的大門，但這個鑰匙始終不靈。

這些人不知道中國模式是由兩個輪子推動的，一邊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列寧式政黨，另一邊是大一統的國家組織形式。大一統跟西方從羅馬帝國時代就開始的、根深蒂固的自治傳統不同，大一統政權的政令能夠達到最基層。共產黨作為執政黨被鑲嵌在大一統制度中。

舉個例子，大家知道電腦有應用程式、作業系統，還有硬體。硬體相當於我們的廣土眾民、發達的工業等等。列寧式共產黨相當於應用程式，而這個應用程式是在大一統的這套治國方法、這個軟體中運作的。

好多學者不瞭解中國文化，在解釋中國模式時只講共產黨的領導，這當然是對的。但共產黨不是在火星上領導，也不是在月球上領導，它是在大一統的政治軟體中領導的。在党的堅強領導下，有大一統的國家組織形式，我們才能成功控制住了新冠疫情。

生物醫學美國是很先進的，可為什麼目前美國因新冠疫情死了70萬人，因為按照美國憲法，總統無法將行政命令下達各個州市——總統可以呼籲戴口罩，但紐約可以不遵守。美國制度是以地方自治為基礎的，紐約選舉出來的市長在這方面只對人民負責就行，不必聽從總統的，總統也不能對其追責。

而我們靠聯防聯控機制平臺成功控制住了疫情。這個平臺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的？就是大一統的政治。

要解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成就，我們不僅要學習共產黨對近代史的闡釋，作為研究中國文化的人，還要學會從文化的角度理解近代史，從中國文化的角度看過去100年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

進而言之，講好中國故事必須靠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文化兩個輪子。很多同志只管馬克思這邊兒的輪子，結果無法說清楚現實。我們必須用中國的理論鑰匙開中國現實的大門，這把中國鑰匙的核心在哪兒？就在我們的根，我們的經學——這是大《六經》工程的一個緊迫任務。

經學是大寶貝，卻傳播得這麼窄，因為我們這些學者自己沒做好，沒有告訴世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文化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大一統中華治道的社會主義！

最後我想談一談世界大變局對經學復興的推動作用。過去500年來，人類歷史的基本路徑是一個資本主義帝國衰落之後，另一個帝國崛起，然後那個衰落，另一個再崛起。可這一次隨著美國的衰落，意味著人類文明范式的根本變革——文明重心從西方轉移到東方。

過去100年來，世界形成了三大思想體系：一個是共產主義體系，一個是資本主義體系，還有一個大家不熟悉的，解放前跟共產主義一樣有名的合作主義。合作主義二戰前十分流行，無論是中國的蔣介石，還是美國的羅斯福，都特別注重。1946年納粹垮臺之後，合作主義幾乎沒人研究了。1991年蘇聯解體，同時標誌著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世人相信歷史終結，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來了，人類將共同走向了自由民主的時代。

沒想到2008年之後，金融危機讓人們的自由資本主義理想破滅了。民眾看到，華爾街銀行家怎樣掠奪人民，而且他們不受懲罰。

無論是共產主義、合作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誕生于西方文化土壤，這三個體系衰落之後，似乎再沒有足夠的思想資源從西方文化中挖掘出來。這時人類向何處去？一定會轉向東方。

這不是一個帝國取代另一個帝國，也不是對西方文明修修補補，而是人類文明範式的整體變革。在全球化時代，它要求我們從全球視角思考人類整體，以便建立起不同族群和平共處的新世界體系。這方面，中國大一統治道將提供寶貴的思想資源。遺憾的是，一些研究“天下觀”的人，把它研究成了這個庸俗的世界主義，而不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龐大制度文化體系。

面對當今世界大變局，中國人為人類找到一條新路，從壟斷資本主義對內放縱欲望對外放縱資本，走向以禮儀為基礎，對內節制欲望對外節制資本的大一統文明形態——人類命運共同體！

闡述大一統要義的經學，仿佛是從遠古穿越時空一直延伸到未來的智慧之光，它照亮了人類未來的道路。

——這也是大《六經》工程的終極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