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是仁愛的藝術。

歷史學不是生產傲慢、偏見與仇恨的溫床。

1、重建人類文明的基礎標準、根本價值、演化規律

千百年來，東西方史家過度重視有文字族群的歷史，忽視甚至貶低無文字族群。儘管很少有文字的草原民族和海洋民族是世界史的主要動力之一。正是他們，在工業革命以前統治了文化間交流的高速路。如果沒有歐亞大草原上諸多族群，青銅時代東西方之間不可能存在廣泛交流，並形成大帝國；現代西歐航海民族之所以能很快征服太平洋，得益于南島語族數千年積累的航海經驗。

文明的標準不是文字和城市，南美洲的印加帝國沒有文字，卻創造了高效的政府；一萬多年前的哥貝克力（Göbekli Tepe）石陣建造者沒有城市，卻有複雜的文明。

縱觀人類史，文明的標準是使人類實現集體合作（荀子所謂“能群”），因人情，節人欲的禮義大道——具體表現為對內節制欲望，對外節制資本（物資），這一生生大道是人類生存及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在此意義上，西方消解道德及一切社會規範，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現代化——對內放縱欲望，對外放縱資本，並非“文明的進步”，而是文明的倒退。

受基督教《舊約》和近代進化論的影響，一種線性演化史觀在東西史學界牢固樹立起來。西方工業文明高居歷史之巔，充滿種族偏見地將其他族群斥為原始、落後、保守，其他文化在不同階段走向現代工業文明。這是一種“文化滅絕”！他們忘記了，因革損益才是宇宙人生演化的基本規律，不同文化在地球具有多線發展，並存繼起的特點——許多古老文化因數會長期存在，新文化現象不斷湧現。越來越多證據表明，狩獵採集族群的生活並不比現代人更壞，充滿靈性的世界觀也不比現代科學世界觀落後——相對於近代科學提供的物質宇宙觀，萬物有靈對薩滿醫學及其社會實踐更具解釋力。

在世界廣大地區，人類早已擺脫狩獵採集時代，進入農業或工業時代。但狩獵採集時代的薩滿文化現象廣泛存在于現代社會，無論是伊朗、伊拉克邊境上信仰伊斯蘭教的庫爾德苦修士（Dervishes of Kurdistan），還是中國儒家傳統深厚的鄉村。

“上帝死了”，壟斷資本披上學術和慈善外衣取代了上帝。當代西方世界遵從個人自由主義的世界觀，氾濫的自由意志、自由民主、自由市場……野蠻地摧毀了包括西方文明在內的人類文明基石。這種世界觀認為，只有個人自由主義能夠創造足夠的自由空間，讓人從道德規範、社會習俗和貧困專制的枷鎖中解放出來。事實證明，自由主義是一種病毒。今天，欲望取代了愛情，冷漠競爭取代了社會互助，資本專制取代了政治專制。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西方學者更是認識到其反文明（anticulture）的本質。【1】“道始於情”，剝離了公私道德情感，社會行為不再優先考慮對錯，而是優先考慮利害——自由主義將人類帶入消費主義、物欲主義的城市水泥叢林。

不能將西方發達的物質文明及其意識形態作為歷史發展的目的，應將人的智慧覺醒和幸福安樂作為文明社會的根本價值。走出西方自由主義世界觀，歷史學才能真正擺脫西方中心論。這就是為什麼，過去幾十年來，諸多學人反對西方中心論，仍原地打轉，走不出西方中心論陰影的原因。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學教授菲力浦·D·柯丁（Philip D. Curtin）20世紀80年代就指出：“我嘗試從‘非歐洲中心論’的角度來研究人類歷史，但也遇到了一個重要的難題。任何一位社會學家都困在了自己所處文化與時代所編織的網路中。即使他們試圖把研究建立在本族中心論的基礎上，但歷史不得不使用我們這個時代西方文化共同的社會科學概念解釋並用西語進行闡述。”【2】

為人類立法，為文明正名。

我們必須重建人類文明的基礎標準——人倫禮義；人類文明的根本價值——智慧覺醒與幸福安樂；人類文明的演化規律——因革損益、並存繼起。

2、西方現代史學太關注“客觀”史實，忽略史義

“因人情、節人欲”的禮義大道是人類文明更為普世的標準——它不僅讓我們超越西方中心論，也使我們不落入東方中心論！

因此，我們試圖用中國《春秋》史觀去看世界，將以自由主義現代性為基礎的世界史，轉化為以社會自然秩序、人倫禮義，以超越血緣裙帶、天下為公的大一統治道（王道）為基礎的世界史——因為人類歷史就是一部人的自我覺醒，自我解放的歷史；人類歷史就是整體上不斷走向複雜化和統一的歷史。

同其他古老民族一樣，中國早期歷史也以押韻的詩歌形式流傳，後來才發展出散文記述。戰國時孟子論中國史學傳統，言及《春秋》。他指出，聖王的事蹟已成絕響，《詩》就消亡了；《詩》消亡，孔子的《春秋》便應運而生。各國史書，晉國的叫《乘》，楚國的叫《檮杌》（音táo wù），魯國的叫《春秋》。其所載之事包括齊桓公、晉文公之類，其文風是一般史書的筆法。孔子作《春秋》則不同，以王道義理選擇史實，褒貶人物，要人識禮義，明王道，棄惡從善。孔子說過：“《詩》三百篇所蘊含的褒貶善惡大義，我私下在《春秋》裡借用了。”《孟子·離婁下》載：“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著史過程中，孔子如何彰顯禮義王道呢？司馬遷總結道，《春秋》以魯國為中心記述，尊奉周王室為正統，以殷商為借鑒，上推三代道統，文辭簡約意圖廣博。所以吳、楚自稱為王，在《春秋》中被貶稱為子爵；晉文公在踐土與諸侯會盟，實際是召周襄王參會，《春秋》避諱說“周天子巡狩來到河陽”。依此類推，《春秋》這樣褒貶時事，若後起的君王能夠踐行《春秋》大義，天下那些亂臣賊子自然就害怕，不敢胡作非為了。《史記·孔子世家》寫道：“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史學不是發現並堆積過去的事實。歷史具有深刻的教化功能，史家總是根據某一價值觀念對歷史事實取捨、拼接、褒貶。

從司馬遷、希羅多德開始，東西方史家皆重史實。但歷史女神頭戴面紗，讓人難睹其風采。

由於資訊交通等條件的限制，某些歷史事實當事人（包括史家）可能意識不到。研究大範圍、長時段的歷史，史學家能夠發現被世人忽略的史實。此類史實，並不一定都是隱秘的，有些因為時空過於宏大。比如智人走出非洲以來，人類文明所具有的整體性。這種全球不同文化間的有機聯繫在西元1500年以前就存在，並非發生在當今全球化時代——全球化時代只是加強了不同文化間的有機聯繫。

歷史學家稟承的“價值觀念”在中國文化中稱為史義。如果說史實是史學的肉體，史義則是史學的靈魂。受自然科學影響，西方現代史學太關注“客觀”史實，忽略了史義。

不是說西方的世界史沒有史義，如同我們不能說某某沒有靈魂。西方世界史也有史義，只不過，他們將史義狹隘地理解為以個人自由主義為基礎的現代性，並稱之為先進、文明、進步。仿佛，只有以西方現代性為基礎的世界史才是真正的、唯一的、客觀的世界史或全球史。

我們深陷這種史義之中，不能自拔！

3、將世界史建立於更為普世的春秋大義之上

寫作《世界春秋》，就是要擺脫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現代性，將世界史建立於更為普世的、以禮義為基礎的大一統——春秋大義之上！

禮義，是維繫社會秩序的基本原則，可以概括為“因人情，節人欲”，具體表現為對內節制欲望，對外節制資本。

不同文化中，禮義表現形態迥異。比如狩獵採集社會，禮義蘊含在當時的憲法——神話，以及與神話相關的祭祀、禁忌等社會習俗之中；在基督教、伊斯蘭教等一神教社會，禮義普遍存在於宗教教義和信仰實踐之中。

先聖制禮義的目的，是實現人的無限欲望與有限自然資源之間的平衡，“因人情，節人欲”的禮義之道是人類生生不息，可持續發展的基石。鑒於資源稀缺與欲壑難填間的永恆張力，禮義因此具有超越時代的普世特點。違背禮義之道，只能是社會失序，乃至滅亡。

戰國末年荀子談到禮的起源時精闢地論述道：人生而有欲望；如果想要什麼卻不能得到，就不能不去追求；如果一味追求而沒有標準限度，就會發生爭奪；發生爭奪就會產生禍亂。古聖王厭惡禍亂，所以制定禮義來確定人們的名分權責，用以調養人們的欲望、滿足人們的需求，使人的欲望不會由於物資稀缺得不到滿足，物資不會因為人們的欲望而枯竭，使物資和欲望兩者在互相制約中平衡發展——這就是禮的起源。《荀子·禮論》開篇說：“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禮義，其最高形態是整個世界體系的秩序。在中國文化中，這一體系稱為天下。

天下的原則即大一統治道王道。其基本特徵包括：超越血緣族群、黨派或其他特殊利益集團，吸納社會各個階層參政，代表社會整體利益的強大政治中樞。中國古典政治學元典《尚書·洪范》稱之為大中之道“皇極”，上面說：“無偏無党，王道蕩蕩；無党無偏，王道平平。”這裡“蕩蕩”有寬闊、廣大之義。

對於禮義與王道的關係，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第七十》談到《禮書》的寫作目的：“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為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意思是說，夏、商、周三代之禮，各有所增減而不同，但總體來看，都下切近人的情性，上通于王道。禮根據人的質樸本性並加以節制，大體順應了古今之變。所以作《禮書》第一。

“近人情，通王道”。司馬遷曾到禮官那裡考察禮義制度，深感禮對於天下（世界）秩序的意義，他說，我曾到大行禮官那裡，研究夏、商、周三代禮制的演變，才知道按照人情制定禮義，依據人性制定禮儀，由來已久。做人的道理，千條萬條，無不貫穿一條基本準則，就是誘導人們，使知仁義，並以刑罰相約束。所以，德厚之人，地位尊顯貴重；俸祿多的享受榮耀，以此來統一天下民眾，整齊人心。《史記·禮書第一》說：“餘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

晚年失意的孔子，擔心自己天下大一統的政治理想中絕，於是根據魯國的歷史作了《春秋》——春秋大義是以禮義為基礎的統一天下之道。

很少人如司馬遷那樣理解孔子及孔子作六經之《春秋》的目的。談到孔子一生，他說：孔子時代周王室已經衰落，諸侯恣意而行。孔子傷感禮樂崩廢，因而深入探討經術，以重建王道，匡正亂世，使之返于正道，觀其著述，為天下制定禮儀法度。留下《六藝》綱紀傳於後世。《史記·孔子世家》上說：“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

司馬遷又依春秋大義作《史記》，鎖定了以後兩千多年中國史學發展的路徑。

在這樣一個危機頻發，世界失序，全球大爭的新戰國時代，人類需要超越西方文明的新願景，構建全球化、世俗化、智慧化時代的天下秩序。持續發展至今的中國文化，以節制資本對治資本的膨脹、以節制欲望對治欲望的膨脹，讓人從“因人情，縱人欲”的自由主義回歸“因人情，節人欲”的禮義大道，給人類指出了一條嶄新的發展道路。

在此意義上，我們書作《世界春秋》正當其時！

為此，筆者準備了八年。作為中間成果，出版了兩本書：《人類文明的基因：人類二元觀念與世界文化的分野（圖文版）》；【3】《智慧簡史：從舊石器到工人智慧》。【4】

《世界春秋》應由世界上不同族群的學者共建，是一個開放、有機、動態的過程——我們目前的嘗試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

希望不同文化、國家的學者，能夠參與到《世界春秋》的寫作之中。

——世界史由人類共同創造，理應由人類共同完成。

注釋：

【1】Patrick J. Deneen：Why Liberalism Failed，Yale University Pres，2018.

【2】菲力浦·D·柯丁：《世界歷史上的跨文化貿易》前言，鮑晨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年。

【3】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出版。

【4】華齡出版社202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