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数千年来，东西方历史进程和基于历史经验的概念、理论可谓天差地别。所以，一旦教育体系全盘西化、囫囵吞枣引入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我们就会深陷西方精神殖民泥潭，知识分子就会脱离人民，文化安全就会失去底线。

改革开放的历史是最好的证明：已近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其伟大成就主要源自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以及政府官员实事求是、因势利导的具体政策。相形之下，理论回应现实的步履太过迟缓。直到今天，学人还无法从哲理上解释：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中国政府为何支持庞大的私营经济？公、私在逻辑上不是一对矛盾吗？

事实上，外国学者也注意到西方历史经验的局限性，以及过去百多年来“以西释中”的误区。1986年，在题为《中欧国家观念的比较》的学术报告中，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对此有过精辟论述：“我们西方的历史参照点与中国人并不相同。我们那全部出自希腊文或拉丁文的词汇（民主、君主制、专制主义、帝国、共和国……）都参照了欧洲特有的现实与传统。一种诸如政治术语那样的基本名词的情况也如此，它们最早都暗示对于城邦中自由公民（也就是说既不包括奴隶，也不包括外国侨民）的共同利益以及在法律上平等的讨论。我们承认，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地存在，直到今天仍存在于市政厅和议会制度中。此外，西方的整个制度都是以城邦和城市为中心的。罗马帝国是通过将公民权扩大到全部蒙昧族人口而形成的。从中国一方来看，西方的政治史显得完全新颖奇特，甚至可以说是具有异国情调。我是想说，它在任何方面都不形成一种据以判断所有社会的历史与组织原则的标准。【1】

遗憾的是，新文化运动以降，学界依循西方学理“整理国故”，其结果却是：中学沦为西学的附庸，中国经验贬作西方学理的注脚，而中国本土学术体系，则被肢解得支离破碎。所以我们只能在西方“上穷碧落下黄泉”，努力寻找能套用于中国现实的概念和理论。但它们总是缺乏解释力，更无多大指导性，除了与中国高度契合且高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上都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古人云：欲亡其国，先亡其史。“以西释中”的国学大师们恰恰是亡中国历史文化的罪魁祸首。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讨论过“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消灭中国历史文化属于“亡天下”——民国大师们明里打着“输入学理、整理国故”的旗帜，暗里干着亡中国文化的勾当。

“西方学理”岂可随意移植！像中国这样古老的超大型政治共同体，从安身立命到安邦治国，是数千年持续演化的结果，西方根本没有解释中国的现成答案。

比如我们没有西方排他性的民族观念，中国也不是现代民族国家。

约4000年前，亚洲东部和地中海东部分别形成了两种文明发展逻辑，即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和地中海东部形成的国际秩序。前者呈现更为和平，更为持续发展的特点。中国没有西方本质不变的种族主义观念（如“永恒的犹太人”），任何人都能够通过文化融合与认同成为“中国佬”，从而形成包容万邦的世界体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项舒晨教授指出：“实际上，文化适应的过程恰恰造就了中华民族，正如一位英国军官1909年的云南实地考察报告所证实的那样。H.R.戴维斯少校（MajorH.R.Davis，1865—1950年）写道，一旦云南边民学会说汉语并‘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汉人的习俗’，他们就会‘得到一种观念’，从而成为‘中国佬’（Chinamen）。‘如此一来，一个实际上没有汉人血统的中国人种族便生长了起来’。……‘中国人’是一种文化上而非种族上的身份认同，而‘中华民族/中国人’是由许多不同的民族汇聚融合而成的，这些人认同并被接纳进了‘中国人’这一文化身份。”【2】

中国人视民族为不同地域、不同习俗的人，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内外之别。如同一个湖南人，一个山东人，二者只是所居、所习有异，并不是相互对立、矛盾的。雍正皇帝谈到自己的满族身份时说：“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3】

欧洲本质主义的民族观念则会人为制造彼此对立。诚如法国哲学家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所言：“欧洲语言总是将对立的存在彼此孤立，用定义为它们画圈设限，并在本质中不断巩固定义。”【4】所以我们引入西方基于血缘种族的本质主义民族概念，就会导致诸多民族问题——甚至产生如此荒唐的现象：一些少数民族早已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但今天我们仍按永恒的本质主义观念，将之划归某一语言习俗已消失殆尽的“民族”。

不仅现象与本质对立，整个西方学术都是以二元对立观念为基础的。比如政治上的民主与专制。现实中，褒义的民主常常戴在西方自己头上，贬义的专制（威权）则强加于中国。我国知识分子无论反对还是接受西方的定义，都会落入西方的理论陷阱。

因为中国既不专制，也不民主。整体上，它几千年来都坚守选贤任能的贤能政治（实践中有时会背离这一原则）；对权力的约束强调“定分止争”，而非三权分立那样的权力制衡。

可怜的中国左派！他们常常站在某种立场上反驳西方，甚至声色俱厉地攻击西方。但他们并没有基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理论，所以回过头来还要依赖西方理论——主要是对西方无大害、对东方无大益的左派理论，有时也会引入“文明国家”之类模棱两可的东西。

可笑的是，有学者号称深入中国农村几十年，他们拿来解决三农问题的方案却是西方的，甚至还将梁漱溟不合时宜的“乡村建设”当作理论研究起点。这些西式方案应用到中国，几乎总是无疾而终。

由于中国学人深陷西方精神殖民泥潭，已经习惯于“唯西方马首是瞻”。一位令人尊敬的温厚长者曾私下对我说：“你研究中国文化时，一定要观照西方相对应的概念。”我想这位朋友指的是英文相应概念。问题是，西方还有很多民族语言，我如何在研究中国文化时，找到英、法、德、俄等语中相应的概念，并作出对比阐释呢？探索中国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在逻辑，及其相应的复杂知识体系，我已经极尽心力了！

还有学者坚称：“所谓学术主体性、自主知识体系，不是自说自话。自说自话的东西，西方不懂，对中国也没用。”如果我们学术创新的前提是“西方人懂”，那就不可能有学术主体性。因为中国人从认识世界的方式，到思维方式、逻辑体系，再到生活方式、政治经济，乃至世界体系都与西方大相径庭，西方人鲜能理解——难道西方人不懂中医，中医理论就对中国没用吗？这种论调何其荒唐！

看来，人文学界要确立学术主体性，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首先需要中国学者具有深入骨髓的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厚积五千年的传统知识体系和过去百年的社会主义理论实践为基础，积极吸收西方优秀文明成果，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新时代知识体系。

否则，在西方教育体制和学术理论席卷全球的21世纪，我们将难以挣脱这张覆压一切的西方精神殖民之网。

从明末利玛窦进入中国开始，除了极具革命性、明确反对殖民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西方学术的引入从来不是纯粹的文化行为，其背后具有深厚的西方精神殖民色彩。比如清末大量教会学校以及靠庚子赔款为经费的学校便是西方精神殖民中国的基地，这些学校豢养了大批 “民国大师”，他们制定的“以西释中”学术路线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今天已严重威胁到我们的文化安全。

当务之急，是坚决斩断学术研究背后的西方利益链条。除了少数具有国策顾问意义的西方人文学术研究，对所有不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现实问题的研究，都不再提供经费支持，也不许在大学随意讲授。

姑息只能养奸，养虎终将为患——对关系国运的文化安全、意识形态问题，是亮剑的时候了！

注释：

【1】[法]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耿昇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41页。

【2】[英]项舒晨：《置身天下：中国的世界主义哲学》，梁玉菡、张翊轩译，中信出版集团2026年版，第60-61页。

【3】雍正帝编：《大义觉迷录》，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4】[法]朱利安：《默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版，第11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