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农村普遍供奉的“天地国亲师”牌位，让我们看到中华文化绵延数千载的不朽生命力。笔者摄于绥宁县红岩镇江坡村。

我曾以为，如果知识分子研究本土文化，也按照西方思想殖民的逻辑，那么我们的文化传统有断绝的危险。

最近笔者去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参观，看到家家户户普遍供奉的“天地国亲师”牌位，不禁感叹：中国文化不在知识分子的大脑里，而在普通人的日用之中——中国本土知识体系可以被西化知识分子不断地裁剪、解析、重构，但中国文化传统不会灭亡，从政治体制到生活方式皆然。

西方的民主制度随美国大选，隔些年就要通过各类媒体宣传一番，再加上支持或反对美西方民主的著作，其影响可谓到了“洗脑”的程度。但中国依旧没有走上西式民主道路，无论怎么改变，都不离选贤任能的贤能政治。连西方学者都注意到这一点，加拿大政治学者贝淡宁（DanielA.Bell）还写了《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一书，该书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2016年出版。

生活方式也是一样。中国有种种宗教的信众，但百姓信奉的主流永远不会是超越现实经验、永恒完美的上帝，他们供奉的还是“天地国亲师”——生命中普遍不可或缺的事物。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在《中国与基督教》一书中，对中西文明在精神结构与价值取向上的深层矛盾有相当深刻的论述。该书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2013年出版。

“天地国亲师”，从辛亥革命前“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演化而来。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人们就将“君”改成了“国”，尽管实际上二者并无本质区别。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君者，群也”，国君即国家的象征。

“天地国亲师”化自中华礼义文明的三大根本：天地、先祖（亲）和君师。天和地是维系生命的根本，先祖是族类的根本，君主和师长则是治理与教化的根本——此三者，共同构成了生命所依存的基础。《荀子·礼论》论证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偏亡，缺少一个——笔者注），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具有伟大创造力的中国人民将其总结为天、地、国（君）、亲、师五个关键词，很好地概括了中国文化。

先说天。 “天”不是西方超越并创造自然万物的上帝，也不是西哲眼中超越现象的本质，甚至不同于古典唯物主义的原子，因为古典唯物主义的原子仍是先在于万物本身的“永恒存在”。美国哲学家郝大维与汉学家安乐哲写道：“古典唯物主义的各种形式源自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和卢克莱修（Lucretius）的哲学。他们用‘原子’（atoms）——构成其他万物独立且不可变易的单位——来解释这个世界。古典唯物主义的‘原子’在严格的意义上先在于它们构成的世间万物，因为它们是万物的决定者，所以它们自身不受它们所决定的事物的制约和影响。”【1】

中国人观念中的“天”或“天地”观念不是这样，它是自然万物相互作用形成的整体，不存在一个超越万物的决定性实体。自然万物本身是相互影响、相互决定的。也因此，中国哲学中不存在分裂性的截然对立观念，上帝/世界、主体/客体、实在/现象、身/心……这类两分概念与中国的“阴阳”观念迥异，后者是共存统一、相辅相成的，只有在某种情况下，阴阳才体现为二元对立的矛盾。

《易经》的作者将天与地分开，“天”代表主导性的刚强不息的宇宙力量，“地”代表包容性的厚德载物的宇宙力量。中国人推崇地德，绥宁县农村“天地国亲师”牌位下面供奉着土地神，还有招财童子、进宝郎君之类，代表了人们对现实美好生活的向往。

至于国（君），则代表了中国人对大一统的和谐秩序的重视。“人道，政为大”，社会治理的关键就是中央领导核心，一旦中央领导核心失去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作用，社会必将失序。鲁哀公曾问孔子，人间什么事情最为重大？孔子回答：政事为大。因为政，就是公平正义，如果领导核心行事正义，那么百姓就会遵从。如果领导核心无所作为，百姓也将不知所措。《大戴礼记·哀公问于孔子》记载：“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愀然（愀然，qiǎo rán，神色突然变得严肃——笔者注）作色而对曰：‘君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无辞而对。人道政为大。’公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

亲，指亲人。中国人特别重视对妇女的亲敬，婚礼中新郎要亲自到女方家迎娶新娘（“六礼”中的“亲迎”），这是尊重新娘的表现；古人重孝——孝首先就是对亲人的尊重，清代以前的法律中，孝道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今天仿效西方的法律中缺乏相应的条款，删除了诸多“以法生德”的内容，这是中国法治的历史性退步。

“师”不是现代意义上传授知识的老师、教授，而是承担社会教化责任的师长，所以他们才同天地一样受到尊重。过去百年来，我们的学校教育盲从西方，一味重技能而轻教化，全然无视西方在学校之外另有教会承担社会教化之责，结果造就了过多的精致利己主义者——这是现代教育最大的败笔之一。中国教师自古承担的是传播知识与社会教化的双重使命，今天，我们有必要恢复“师道”的本来面目！

当一些学者空谈中国信仰、当代哲学的时候，中国广大农民已经创造性地将“天地国亲师”置于价值观念的中心。对中华文化复兴伟业来说，这是件大好事。它再次证明：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

注释：

【1】[美]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何金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