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年8月23日，黑龙江省汤原县大亮子河原始森林公园愿海寺。六经书院总编辑翟玉忠先生为当地信众作了题为《修好自己：儒家五行学派的智慧与安乐之道》的学术报告，以下是报告的部分内容。

《大学》自南宋朱熹纳入“四书”体系以来，“明明德—亲民—至善”的修行次第便成为八百年来学人共尊的解释框架。在这套框架里，“明德”被预设为向内澄明、先天本具的虚灵之性，“亲（新）民”是推己及人的道德扩充，“止于至善”则是抵达天理浑然的终极境界。

回归先秦儒学的原生语境，我们发现，这一次第恰恰颠倒了本末。《大学》的内在逻辑，是从日用伦常的人道之善起步，在世事磨炼中层层递进，最终抵达“明明德于天下”的内圣外王境界。这一真义的重新发现，并非来自某位学者的奇想，而是半个世纪以来，出土文献的重光、经学经典的互证、历代学术积累的层层汇流。

1.出土简帛：思孟五行学派的概念拼图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的出土，第一次打破了先秦儒学史的既定叙事。《荀子·非十二子》中那句“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却始终找不到文本依据的“思孟五行”公案，终于从历史迷雾中显露轮廓。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简的出土，将《五行》与《性自命出》等一批思孟学派的核心文献呈现于世。这些失传两千多年的典籍，为我们拼出了一个从未被宋明学者看见的、完整的儒家五行概念系统。

其实，“五行”并非后世误解的水木火土金，而是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它明确区分了“德之行”与“行”。《五行》开篇就说：“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智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更重要的是，作者提出了两个层次的分野：“德之行五，和谓之德，（仁、义、礼、智）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

很明显，先秦儒家的修养路径，并非先预设一个先天圆满的“明德”，而是以仁、义、礼、智之心践行人道之善，在不断的践行中让德行内化于心，最终五种德行融会贯通，升进到与天道贯通的“德”的境界。

《性自命出》对人性的阐释，为《大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它提出“喜怒哀悲之气，性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以天－命－性－道－情的贯通结构，说明性并非宋儒所说的先天具备万理的虚灵本体，而是以情感为基础、需要后天涵养的生命质地。“人之虽有性，心弗取不出”，心作为道德主体，必须通过后天的教化与实践，才能显发为情、落实为行。这里完全没有“顿悟本心”的禅宗痕迹，只有扎扎实实“习以养性”实践——不是改变本性，而是在世事磨炼中培养本性之善端，让它慢慢生长、充实……

这套思孟学派概念系统，让我们厘清了宋明理学对《大学》核心概念的改写。宋儒所讲的“性即理”，把天理安置在本心之中，预设了一个先天自足的形上本体；而先秦思孟体系中的“性”，是连接天命与人事的生命枢纽，必须通过后天善的累积才能上达于德。宋儒所理解的“至善”，是天理的终极别名，是向内体证的形上境界；而在《五行》的体系里，“至善”首先是仁、义、礼、智的人道完成，尽力在人伦日用中把每件事都做得恰到好处，最后才能抵达五行和的“德”。宋儒所讲的“德”，是内心本有的天理的别名；而儒家五行体系中的“德”，是五种德行长期积累、融会贯通的圣贤境界。

这些根本差异，在出土文献重光之前，被宋明理学遮蔽了，直到我们看到了思孟学派的完整概念拼图，才廓清《大学》的修养路径本是“积善成德”！

2.经学溯源：《尚书》类文献的理论源头

当我们带着出土文献提供的新视野，重新梳理《尚书》类上古文献，便会发现《大学》的理论源头，比我们此前认知的更为古老，它属于尧舜以来四千多年的政治—人文传统。

《今文尚书·尧典》开篇就记述帝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人生，为《大学》内圣外王张本。《古文尚书·咸有一德》中，“德”明显是“善”的上位概念，作者强调实现“德”要以“善”为法则，善指能帮助百姓实现美好生活的善政。“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克绥先王之禄，永厎烝民之生。”

《尚书》类文献中“明德”二字屡见。朱熹《大学章句》释“明德”为“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把它完全收摄入个体心性的范畴，变成了人人心中本具、先天光明的本体。

阅读《逸周书·本典》，我们便会看到“明德”的本义。“今朕不知明德所则，政教所行……”，联系前后文，这里的“明德”并不是个体内在的虚灵本性，而是治国理政的伟大善法，是先王代代传承下来的、经过历史检验的政道与德行。在《尚书》的其他篇章里，“明德”的用法也基本一致：《康诰》讲“克明德慎罚”，是要求统治者彰明先王的善政，谨慎使用刑罚；《召诰》讲“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这里的“敬德”，本质上就是践行明德，通过善政维系天命。

这一发现直接改写了我们对《大学》三纲的理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第一个“明”是动词，是“彰明、发扬”的意思，第二个“明德”，指的不是个人内在的先天本性，而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路传下来的、覆盖整个天下的善政、德行——“明明德”不是个人向内澄明本心，而是把古已有之的、伟大的善政发扬光大；“亲民”，不是宋儒所说的“新民”，让民众日日新其德，而是亲爱民众、治理民众，在具体的社会事务中，把“善”落到实处；“止于至善”也不是个人体证到的天理境界，而是在世间践行人道之善——这才是修行的起点！

总之，《大学》的“三纲”不是一个从内到外的“觉悟－推扩”次第，而是一个基于生活实践的“积善－成德”次第：先从自己身边的人伦日用做起，践行一件件具体的善事，在齐家、治国的世事磨炼中不断积累善行，最终让整个天下都浸润在善政良治里，这便是“明明德于天下”。

3.学术汇流：历代先贤的层层铺路

《大学》真义的重现，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古今中外学者持续深耕的结果——从清代大儒对宋明理学的批驳，到当代海内外学者的跨文化研究。

清朝大儒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早已对宋儒“以理杀人”的倾向做出了深刻批判。他明确指出，宋儒把“理”说成得之于天的虚灵本体，实际上混淆了儒家的原始概念与佛老的空无之论。在戴震看来，“理”从来不是什么超越于世间之上的形上本体，而是存在于人伦日用的具体事务之中，是“情之不爽失也”，是每一件事都做到恰到好处的条理。他对“善”的定义，也回到了先秦的思想轨道上：“善曰仁，曰礼，曰义，斯三者，天下之大衡也。”这一思想，直接打破了宋明理学用“天理”笼罩一切的阐释框架，为后世学者跳出宋儒的解释体系、复归先秦儒学的原生语境铺平了道路。

当代学者，又在戴震的基础上往前推进了一大步。中国台湾的印顺法师指出，《大学》三纲“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在”字，指层层下推，而非连续上进，“止于至善”方为下手处。他写道：“在，指出大学的宗要所在，更一层层地推究到下手处。在明明德，就是下文的明明德于天下；大学是政治学，这是大学的最高理想所在。但怎样才能明明德于天下？这就在乎亲民了。亲民，就是‘安人’，‘安百姓’；‘亲亲而仁民’；‘以亲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怎样才能亲民呢？这就不能不归到自己，在乎知道止于至善了。止是安住不移。‘于止，知其所止’，就是安住于应住的境地。这个应止的至善，分别来说，是仁、义、礼、智等。”【1】日本东北大学的浅野裕一教授在《〈大学〉篇之著作意图——“大学之道”再考》一文中更明确指出：“如果将‘大学之道’理解为至高、最高的学问，那么，此为学问的完成状态之一。但是，在‘止于至善’之下，又有止、定、静、安、虑、得相续的次第阶梯，据此，‘止于至善’又不过是出发点而已……”【2】

正是一代代学者的持续接力，让我们最终穿透理学迷雾，重新触摸到《大学》本真。《大学》的次第，是从个人的修身行善起步，在齐家、治国的世事磨炼中“积善成德”，最终把古圣传承下来的“明德”彰明于整个天下——这才是《大学》跨越两千多年，依然能给我们带来力量的底层逻辑。

注释：

【1】释印顺：《我之宗教观》，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7页。

【2】[日]浅野裕一：《〈大学〉篇之著作意图——“大学之道”再考》，收录在陈致主编：《简帛·经典·古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