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青山有意，灯火可亲。2026年8月20日，六经书院年会在黑龙江省汤原县大亮子河原始森林公园愿海寺举行。以下是六经书院总编辑翟玉忠在会上作的主旨发言。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文明传统。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风雨而不散，经受变迁而不断，主要在于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深深扎根于不同种族和信仰人群共同的文化经典、共同的价值追求和共同的文明智慧之中。

任何一个成熟文明，都有支撑自身精神世界的核心经典。古希腊文明有《荷马史诗》，犹太—基督教文明有《圣经》，伊斯兰文明有《古兰经》。中华文明同样拥有自己的根本经典，这就是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代表的六经。在夏商周三代，《尚书·洪范》等文献就具有了治国理政的宪法地位。

六经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古代文献，也不同于世界上其他某个族群的核心经典。在长达四千多年的时间里，经学义理或隐或显，始终起着收拾天下人心、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这是因为，经学以人为本，超越不同种族和信仰，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经学犹如一块超越时空的磁石，可以为所有文化赋能，可以与所有文化相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一言以蔽之：“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学就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础——中华文化的“根”就是六经，六经所承载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中华文化的“魂”。六经去，则学无根；学无根，则民无魂。

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现代学术体系的输入，经学传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1912年1月19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签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这一制度变化具有深远影响。此后，经学逐渐退出国家教育体系，并被拆分、改造为历史学、文学、哲学等现代西方学术的研究对象。

在胡适博士将中国本土学术普遍史学化的号召下，经学研究也成了“经学史”研究，其直接目的是埋葬经学！近代经学史大家周予同（1898—1981年）有句名言：“中国经学研究的现阶段是在不徇情地消灭经学，是在用正确的史学来统一经学。”【1】

在全球化的21世纪，中国经学变得更为重要。因为我们需要通过经学告诉世界：中国是什么？中国人如何看待人性？中国先贤如何安身立命、安邦治国？

不幸的是，今日哲学社会科学界仍深陷一种思想樊笼，认为中国学术“越老越不值钱”，西方现代学术则是“美国字，吃香”——这种文化自卑的心态，与老舍先生经典话剧《茶馆》中“小丁宝－小刘麻子”的对话如出一辙。殊不知，经学作为阐明中国文明典范的公共经典，一旦弃之如敝屣，将导致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地基崩塌，后果不堪设想！

试想，若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全盘否定自己的公共经典《圣经》和普遍信仰的基督教，后果会怎样？人家也不会如此愚蠢地自毁长城！每一个伟大的文明都有其安身立命的经典，都有其不可动摇的精神根基。中华文明的根基，正在六经，正在经学。

此时此刻，我们只有守先待后，踏踏实实地整理经学，阐扬经义，先把中华文明的根留住，使斯文不坠。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特别注意经学的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西方现代学术往往以概念分析、逻辑推演作为主要方法，通过抽象概念建立理论体系。而中国经学则更重视“立象尽意”，即通过具体的人物、事件、制度和历史经验，呈现深层的道理。

《周易·系辞上》说：“圣人立象以尽意。”所谓“象”，不是简单的外在形象，而是天地运行、人生实践和社会秩序中能传诸后世的典范。圣人通过树立这些“象”，使人从特殊进入普遍，由经验通向义理。

因此，经学中的道理，往往不是脱离生活的空洞原则，而是寓于具体事物之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一》开篇说：“圣人觉世牖民（牖民‌，yǒu mín‌，教化民众——笔者注‌），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

《诗经》通过歌谣表达心志，《礼经》通过礼仪节文规范行为，《尚书》《春秋》通过历史事件垂训后世，《易经》则通过卦象揭示宇宙人生的法则。这种“立象尽意”的方法，使经学义理不是冰冷的逻辑推演，而是有温度、有生命、可感可知的智慧。

其次，经学不同于西方政教分离体制下的自由学术，它的基本功能是社会教化，以教辅政。

《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语：“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神化，神妙的变化——笔者注），《春秋》以义。”六经虽然形式各异，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治理——治理人心、治理社会、治理天下。《礼》用来节制人的行为，《乐》用来调和人的情感，《书》用来讲述政事之理，《诗》用来表达情志，《易》用来探究变化之神妙，《春秋》用来明辨是非大义。

孔子整理六经，目的并非建立纯粹的学术体系，他希望通过经典教育改变世人，使社会形成共同价值。经学本身也不是书斋里的清谈，而是入世的学问、实践的智慧。它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人生、为社会、为天下而学术。

所以经学强调“教化”，通过文化教育，使人从自然生命成长为文明生命，使社会从利益竞争走向共同合作。今天我们建设现代社会，同样需要这种思想资源——现代国家不仅需要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也需要共同价值的引领和良好制度的支撑。

最后，经学不同于西方学术体系的高度碎片化，它强调事物的大本大源——元。中国先哲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根源。只有找到根本，才能把握变化；只有理解源头，才能开创新局。《礼记·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中华文明一向重视本元。这从孔子编定六经可以明显看出来。《易经》以“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的乾坤两卦为始，乾卦经文以“元、亨、利、贞”为首。《尚书》以“元皇”尧的《尧典》开篇，重视考察历史经验，“曰若稽古”。《诗经》以《关雎》开篇，因为夫妇乃人伦之始。相应的，《礼》则重视冠礼和婚礼。而《春秋》也以“元年”为第一义，彰显大一统治道。《春秋经·隐公元年》首句即“元年春王正月”。《周易参同契·于是仲尼章》总结道：“于是，仲尼赞鸿蒙，乾坤德（德，通‘得’——笔者注）洞虚，稽古当元皇，《关雎》建始初，冠婚气相纽，元年乃芽滋（芽滋，萌芽生长之意——笔者注）。”

六经各有所始，而皆归于“元”——这个“元”，就是大本大源，就是一切事物的根本和源头。

1917年8月23日，24岁的毛泽东在给黎锦熙先生的信中写道：“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2】这段话虽然产生于近代革命实践之中，但其思想方式与中国传统经学高度相通：真正改变社会，不能只依靠外在措施，狂热鼓动，更要触及人的灵魂。

中国经学，是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它不是枝节的、表面的知识，而是根本的、源头的智慧。它是阐释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大章大法，也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思想资源。经学所承载的“天下为公”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建立公有制”的追求，在精神上一脉相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正是这些共通点，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比较顺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经学与马克思主义，一个源自尧舜时代的华夏沃土，一个来自十九世纪的欧洲大陆，却在“天下为公-公有制”的思想路线上殊途同归。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人类对公平正义、对美好社会的共同追求在东西文明中的不同表达。经学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马克思主义则为经学的现代转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今日我们默默无闻的工作，必将化为未来改天换地的无穷伟力。《庄子·人间世》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凡事亦然”。我们六经书院的事业也是这样！

经学的整理与阐扬，看似寂寞，实则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根铸魂。

而这，正是21世纪新时代学人的文化使命与历史担当。

注释：

【1】周予同：《治经与治史》，收入《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毛泽东：《致黎锦熙信》，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