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实事求是地描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格局，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关涉我们对自身的理解与定位。费孝通先生于1988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影响深远，成为认识中国民族关系的基础性理论框架。然而，“多元”与“一体”之间的辩证关系究竟如何理解？多元表象之下，是否存在一个更深层的一元结构？

笔者认为，用“一元多流”描述中华民族的基本格局，最为恰切。

所谓“一元”，指的是遵循中华“天下为公”的大一统治道、起全面领导作用的强大中央政府；所谓“多流”，指倾心归向“一元”的边疆各地区、各族群、各阶层。中华民族可大可久，是因为居中的华夏（汉）文化核心不断发展壮大，所纳入的不同人群“百川”愈来愈多。今天我们已经雄居欧亚大陆东部，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

此一格局的形成，既是四千多年政治制度深化的历史结果，也得到现代民族学与文化史研究的充分印证。

1.政治制度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一元多流”

中华民族“一元多流”格局的形成，首先是四千多年政治制度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从夏禹的“五服制”，到清朝的中央—内地各省—藩部—朝贡诸国—互市诸国，数千年来中国政治结构始终由“中央政府—内地（省份）”不断扩散开去。日本历史学家滨下武志这样描述清朝的“天下体制”：“它是国内基本统治关系即地方分权在对外关系上的延续和应用。将中央——各省的关系延续扩大到外国和周边，将中央—各省—藩部（土司、土官）—朝贡诸国—互市诸国，作为连续的中心—周边关系的总体来看待，并将其整体作为一个有机的体制来把握。”【1】

滨下武志先生还制作了相关图示，让人一目了然。如下：

图片说明：以中央为核心形成的文化－政治连续体——天下，在清代一直延伸到欧洲。

图片来源：【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五服制最早见于《尚书·禹贡》的记载：“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这一制度提出了横向圈层式的空间理念，即以距离国都的远近划分从核心区到边缘区的五类政治区域。它是西周封建制度的理想化，从中心统治区向外围水波纹似的推开去。

值得注意的是，五服制并非后世学者的凭空构想。考古学研究表明，《禹贡》五服制有一定的史实依据，它反映了夏王朝与周边诸国、部落及部落联盟之间政治、经济、军事等关系。【2】五服制度描绘出了一幅中央与地方及四邻的网络图，其本质是一种以政治、文化核心为圆心、以距离为半径的政治地理图示。

这种圈层结构在后世不断得到延续与深化。从秦汉的郡县制与属国制，到唐代的羁縻府州，再到明清的土司制度与朝贡体系，中央政权与边缘地区的关系始终呈现为由内而外、逐层递减的连续分布。这种结构超越了血缘、语言和宗教的界限——一个人可以是汉族血统而居于边缘，也可以是其他族裔血统而居于核心——决定其身份的，是对中华礼义文化的接受程度。正是在数千年的融合过程中，位于中央的夏-汉人群如滚雪球般增长，自然形塑了中国“一元多流”基本格局。

2.民族调查视野下的“一元多流”

现代民族学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中华民族的“一元多流”格局不仅体现于政治制度层面，更深刻地植根于人们的自我认同之中。

台湾学者王明珂对川西岷江上游羌族的田野调查提供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案例。王明珂的研究表明，从商到汉代，“羌”其实是中原人心目中生活于西方的“非我族类”的概念，随着华夏认同的西向扩张而逐步西移。换言之，羌族并非一个自古以来就具有同一身份认同的族群。

更为关键的是田野调查中发现的认同流动性。在岷江地区，并不存在明确的汉、羌边界。下游的居民称自己为汉人，同时称更上游的居民为“蛮子”；而更上游的人群又可能称自己为汉人而称更上游者为“蛮子”。每一个群体都将自己的认同归宿指向下游——那个更靠近汉文化中心的方向。在这种“层层指向”的认同结构中，根本不存在一个本质意义上的、与其他群体截然区隔的“羌族”。王明珂先生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族群认同从来不是固定的、本质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与社会情境中不断流动和建构的。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这种流动的方向始终指向中华礼义文化核心。

不仅羌族如此，汉族本身就是不同地区的人民有机融合的产物，它之所以能够成为凝聚的核心，不是因其血统纯粹，而是因为它所承载的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与包容力。换言之，汉之为中国的主体族群，并非血缘意义上的主体，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主导。

3.文化史视野下的“一元多流”

文化史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一元多流”格局的文化机制——中国人对其他民族并无僵化的边界意识，而是以文化礼义作为区分与融合的标准。

孔子把礼乐作为区分华夷的标准，讲究礼义德行的就是文明人，就是华夏之族；不遵循礼义德行的就是野蛮人，就是蛮夷戎狄之裔。孔子、孟子的民族观不看重血统和地域，而看重文化的先进性。韩愈在《原道》中说得更为透彻：“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意味着，只要符合礼乐文明的标准，不论民族与血统，都被视为中国人；反之，即便血缘上是中国人，若行事非礼，亦被视为夷狄。这种以文化而非种族划分人群的传统，使得族群边界始终是流动的、可跨越的。

汉代，中原人承认江南地区人民的风俗有所不同，但并不将他们排斥在“中国”之外。经过数个朝代的融合，这种模糊的边界便逐渐消失了。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原丧乱，大量中原士族百姓南渡江左。《晋书·王导传》载：“洛京倾覆，中州仕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这些北人在江南“泊久而相安，北人遂为南人”，而“留仕异族及羌胡诸种乃为北人”。南北之间不仅风俗不同，甚至经学传习亦各有差异。然而到了唐代，随着《五经正义》兼采南北之学，南北经学之争逐渐终结。经学终归一统，文化的整合最终消弭了南北之间曾经有过的差异。

这一过程揭示了“一元多流”的核心逻辑：一个地区、一个群体，只要接受普适的礼义文明教化，就会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融入“一元”文明之海。而那些尚未完全接受的地区与群体，则处于“流”的位置上——他们与核心的区别是程度之别，而非本质之别。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的“一元多流”格局，是四千多年政治制度深化、族群互动与文化融合的自然结果。从政治制度史看，五服制以来的圈层结构奠定了“以文化核心为圆心、以距离为半径”的基本框架；从民族学看，族群认同是流动的而非本质的，其流动方向始终指向中华文化核心；从文化史看，以礼义而非种族区分人群的传统，使族群边界始终是开放的、可跨越的。

在中国，凡是接受中华礼义教化的皆为汉人、华夏、中华民族。以政教中心——中央为核，由内而外，不同族群呈现为一元居中、众星捧月的格局，这就是“一元多流”。它既不同于将各民族视为截然分立之“多元”论，也不同于忽视差异的简单“一体”论。它强调的是：多元的表象之下，存在一个融汇不同族群的文化核心，不同“支流”均从这一文化核心获取前进的方向与动力。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由是生焉！

“一元多流”并不否定中华民族内部丰富多彩的多样性，而是要揭示这种多样性得以共存、融合并指向一统的文化机制。正是这种以文化认同而非血缘、语言或宗教为纽带的柔性开放结构，赋予了中国文明数千年延绵不息的生命力——也铸就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格局。

注释：

【1】【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2】岳红琴：《〈禹贡〉五服制与夏代政治体制》，《晋阳学刊》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