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上承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文明遗产，因革损益，绵延不绝至于21世纪人工智能时代。

其可大可久，永续发展的生命力由何而来？

答曰：宇宙人生的自然法则——天道！

孔子罕言天道，晚年方作“传”阐释《周易》以明之，其理论的重要源头就是河图、洛书。《周易·系辞上》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唐代孔颖达引汉代经学家郑玄（字康成）和孔安国的观点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者，如郑康成之义，则《春秋纬》云：‘河以通乾。出天苞（天苞，与下文地符相对，当指天的自然法则——笔者注），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孔安国以为《河图》则八卦是也，《洛书》则九畴是也。”（《周易正义·卷第七》）

由于河图、洛书的图示汉代已失传，宋以后学人又不知其本义等原因，导致后世弄不清二者与《周易》的关系。除了上述那段话，《周易》也没有其他解释性文字，所以有学者干脆认为这句话是后人所加。当代治易大家金景芳先生认为，包括“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前一句“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都是后人妄加：“上文已经说‘天生神物（神物，指用以卜筮的蓍龟——笔者注）圣人则之’，怎么又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呢？不但语意重复，自相矛盾，而且‘河图’‘洛书’是什么东西，在《周易》经传中连个影子也看不到，所谓‘圣人则之’是则什么呢？因此，我认为‘天垂象，见吉凶’语，也不是《系辞传》原文，而是后人窜入的。”【1】

那么，圣人是如何以河图洛书为法，作《周易》的呢？笔者认为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周易》的“尚中”观念直接来自洛书河图的治国施政理念；二是今本《周易》的卦气说与河图阐释的月令高度相关；三是占筮所用的蓍草数五十五源于河图的天地之数。

在进一步阐发前，我们先要将河图、洛书从神秘主义光环中解放出来。

1.洛书为治国大法，河图是施政总纲

历史学家柳诒徵说过：“自尧、舜以来，以‘中’为立国之道，孔子祖述其说。”【2】

柳诒徵可能不会想到，世界上许多传统都重视“中”——世界的中心、中轴，它可以是一棵树，一座山，一幢建筑，一个城市，乃至一根杆子，一块石头，一道出口……“中”贯通上中下三界，整个世界的创造都从此一中心展开。

神圣建筑普遍象征贯通天地的“宇宙中心”，萨满由此上下沟通天人。宗教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写道：“实际上，正是因为处在宇宙中心的这一事实，神庙或者圣城总是宇宙三界的交汇之处。杜兰基（Dur-an-ki）‘天地结合之处’乃是尼泊尔、拉萨，也许还有西帕尔（Sippar）的圣所的称号。巴比伦有许多名称，其中就有‘天地始基之家’‘天地结合之处’。但是，也正是在巴比伦，大地和冥界建立联系，因为此城建筑于巴布-阿普斯（bab-apsi，‘阿卜苏之门’）上面，我们在希伯来人那里也发现了同样的传说。……耶路撒冷圣殿的岩石靠近‘深渊之口’。我们在罗马世界也可以看见类似的思想。瓦罗说，‘当世界开启的时候，冥界黑暗之神的大门也就开启了。’意大利人的神庙也是上天（神）、人间和冥界的汇合之处。”【3】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宇宙中心”的神圣建筑是大一统天下的象征性建筑明堂，它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君王布政施教之地。关于明堂沟通上天与人间，作为政教中心的特点，东汉学者蔡邕《明堂月令论》称“明堂上通于天”，是天子的太庙，用以祭祖，并以祖先配享上帝。夏人称它“世室”，殷人叫它“重屋”，周人名曰“明堂”。东边叫“青阳”，南边叫“明堂”，西边叫“总章”，北边叫“玄堂”，中央叫“太室”。《周易》说：‘离卦，代表光明，是南方的卦象。圣人面向南方处理政务，心向光明而治理天下。’执政者于明堂谨慎地遵从天地的变化、顺应四时的政令，彰显宗庙中有美好品德的礼仪，昭明前代功勋与百官的辛劳，倡导奉养老人、敬重长者的道义，显扬教育幼童的学术。在明堂中接受诸侯朝拜、选拔贤能之士，以此完善制度。活着的人凭其才能发挥作用，死去的人凭其功绩得到祭祀。所以作为施行教化的宫殿，四种教育功能齐备，职官设置完善。就像北极星，处在自己的位置上，众多星辰都环绕着它。政令教化由此产生，天下万变发端于此，天下大一统于是昭昭可见。“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宗嗣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易》曰：‘离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于此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其正中皆曰‘太庙’。谨承天顺时之令，昭令德宗庙之礼，明前功百辟之劳，起养老敬长之义，显教幼诲稚之学。朝诸侯、选造士于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死者论其功而祭。故为大教之宫，而四学者具焉，官司备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万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变化之所由来，明一统也。故言明堂之大义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则曰‘清庙’；取其政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尊崇矣，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四面之周水圆如璧，则曰‘辟雍’。异名而同事，其实一也。”【4】

上古明堂是集社会生活之大成的综合性建筑，文明的中心，其形制按洛书九宫排布。《大戴礼记·明堂》留下了相关的数字：“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清代学者胡渭由此作明堂九室图。如下：

图片说明：胡渭所绘明堂九室图。来源：刘保贞《〈易图明辨导读》，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120页。

“洪范九畴”，夏商周三代一脉相传的九条治国大法，也依明堂之数洛书排布——如果说明堂是中华大一统政教的象征建筑，“洪范九畴”则是大一统政教的大章大法，二者一有形一无形，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初基。

历史有时会产生令人惊异的循环。比如夏商周三代有用数量或数序罗列基本政策、“以数为纪”的习惯，我们这个时代又出现许多这类短语，比如“一大二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四个意识”“四个自信”等等。这种现象当与深入基层的大一统秩序的恢复有关。为了让政策成为人民易懂的语言，必须将其简化，这样才能深入千家万户，并转化为人民的主动实践。《周易·系辞上》所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

传自夏禹的“洪范九畴”也都是“以数为纪”，其中大纲以序数排列，细目则以数量列出。具体解释细目时，又以序数排列。据《尚书·洪范》，“洪范九畴”分别是：“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图示如下：

图片说明：禹则洛书以作范图。来源：【清】杨方达：《易学图说会通》，齐鲁书社2012年版，第32页。

这里的“初一”就是序数“第一”的意思，“五行”，指天地的五种气，它们依四季运行。细目包括：“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尚书·洪范》）将这五个序数按五方排列，并分别加上五，与原数并列，就是河图。可以说，河图是洛书所示首要施政方针的具体化，那是依照天道自然的运行规律、不同节气施以不同政事的“月令”。从《尚书·尧典》中的“敬授民时”到《礼记·月令》等“月令”类文献，皆源于此。

“月令”常常被称为“明堂月令”，因为它来自明堂正北方、处于“初一”的“玄堂太庙”，且被珍藏于明堂中。蔡邕《明堂月令论》解释说：“因天时，制人事，天子发号施令，祀神受职，每月异礼，故谓之月令。所以顺阴阳，奉四时，效气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备，各从时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渎之义，故以‘明堂’冠‘月令’。”【5】

2.四正卦坎、离、震、兑本指百姓生产生活

据《史记·五帝本纪》及《大戴礼记·明堂》，黄帝已经“治五气”，按五行之气行政。《史记·历书》也有：“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去古太远，黄帝“建立五行”细节我们不得而知。

最早明确记载按时行政“月令”的是《尚书·尧典》“敬授民时”章，其时序按河图排列，东春-南夏-西秋-北冬，即人类学家所说的日照顺序（Sunwise Order）。值得指出的是，舜的巡狩方位也是按上述次序，最后回到中心，明堂太庙祭帝尧。这应不是偶然的重合。

山东大学刘大钧教授依据商代甲骨文有关四方风的相关内容，揭示出其方位名“北方曰伏”“南方曰微”“东方曰析”“西方曰夷”，正是《周易》卦气学说中坎、离、震、兑四正卦。他说：“所谓‘东方曰析’，古‘析’‘震’同义。《释名·释天》：‘震，战也。所击辄破，若攻战也，又曰辟历。辟，析也，所历皆破析也。’在后天八卦方位中，震卦主东方；所谓‘南方曰微’。《广雅•释诂》：‘微，离也。’在后天八卦方位中，离为南方之卦；所谓‘西方曰夷’。古‘夷’‘兑’同义。《尔雅•释言》：‘夷，悦也。’在后天八卦方位中，兑卦主西方。所谓‘北方曰伏’。坎卦为隐伏，此见之《说卦》。在后天八卦方位中，坎卦主北方。由后天八卦方位与武丁时代四方风名相同思之，后天八卦方位应起码源于商代。”【6】

与《尚书·尧典》“敬授民时”的民事内容相对照，则可知坎、离、震、兑讲的是百姓的生产生活，其时序、方位也是河图所示的时序、方位。不过下面所引甲骨文南方的方位名与民事名相颠倒。《尚书·尧典》“以正仲夏，厥民因”是否作“以正仲夏，厥民微”？甲骨文中也有“南方曰微”。刘大钧写道：“按‘隩’‘藏’同义，《说卦》称坎为隐伏，亦有‘藏’义，而‘夷’‘彝’同音相通。……‘平秩东作……以殷仲春，厥民析’，而‘贞帝于东方曰析，风曰协’，据前所考，‘析’与‘震’同义，故‘厥民析’即‘厥民震’。同样，‘平秩南讹……以正仲夏，厥民因’，而‘南方曰因，风曰微’，据前考，‘微’即‘离’，故‘厥民因’即‘厥民离’。同样，‘平秩西成……以殷仲秋’之‘厥民夷’即‘厥民兑’，而‘以正仲冬’的‘厥民隩’即‘厥民坎’。通读《尚书•尧典》中的这段文字，如果将文中的‘析’‘因’‘夷’‘隩’换成四正卦之‘震’‘离’‘兑’‘坎’，则一篇‘卦气’说文字跃然纸上！”【7】

《周易》六十四卦与节气相配，卦气说可以上推至尧的时代！为使读者一目了然，我们将《周易》四正卦、甲骨文四方名以及《尚书·尧典》方位、季节、民事内容，依次排布在河图中。如下图：

图片说明：《尚书·洪范》“五行”构成的河图。外围文字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分别代表《周易》四正卦、甲骨文四方名以及《尚书·尧典》方位、季节、民事。这是最早的月令体系。

不仅四正卦依河图顺序，分主春夏秋冬，甚至今本《周易》卦序整体上也是按卦气观念，依时节排布的。它以配十二月的十二辟卦为主体，二二相耦，周而复始。刘大钧先生早就注意到十二辟卦与今本《周易》卦序有关，并指出了十二辟卦的特殊位置，如下：

乾、坤两卦居今本卦序第一、第二卦。

泰、否两卦则居第十一、第十二卦。

剥、复两卦居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卦。

遯、大壮两卦居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卦。

夬、姤两卦居第四十三、第四十四卦。

令他不解的是，为何临、观两卦被排在第十九卦与第二十卦。【8】这是因为：除了作为门户的乾坤两卦，中间四组辟卦（下图标以二、三、四、五）是按逆时针方位排布。临卦配十二月，不符合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天地运行法则，所以将临及其覆卦观排除在外——如同《周易》末尾是既济、未济二卦一样。所以第六组卦以泰卦下的渐卦起，与其覆卦归妹分别居第五十三、第三十四卦。如下图：

图片说明：今本《周易》卦序整体上以配月的辟卦按时节排布。卦气圆图选自张其成：《易图探秘》，中国书店1999年版，第26页。

尽管我们在前贤的基础上，大体弄清了今本《周易》卦序的整体排布规律，但对于每一卦的次序还需要做更深入研究，难道只是按《序卦传》所说的哲理为序吗？

3.河图天地之数即《周易》大衍之数

读蔡邕《明堂月令论》，不难发现明堂、洛书、河图、《周易》的关系多种多样。除了“明堂”概念本身与南方离卦有关，明堂的众多尺度也来自《周易》，上面有：“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楣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庙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径九丈，阴阳九六之变也。圜盖方载，六九之道也。八闼以象八卦。”【9】

另外，《旧唐书·礼仪志》和杜佑《通典》还曾讲到唐代明堂中心八柱的高度，都是五十五尺。《通典·卷四十四》：“堂心八柱，长五十五尺。”杜佑按：“大衍之数五十有五，以为柱之长也。”《通典》又说：“四檐，去地五十五尺。”杜佑按：“大衍之数五十五。”

这里，明堂的“大衍之数五十五”显然源自河图的天地之数五十五，这与今本《周易》所记占筮蓍草数“大衍之数五十”不合。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月令》疏中，根据《汉书·律历志》推测：“按《律历志》云：‘天数二十五’，所以二十五者，天一、天三、天五、天七、天九，总为二十五。《律历志》又云：‘地数三十’者，地二、地四、地六、地八、地十，故三十也。以天地之数相合，则《易》之大衍之数五十五也。”（《礼记正义·卷十四》）北宋学者陆秉更明确指出：“此脱文也。当云‘大衍之数五十有五。’盖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正五十有五。而用四十有九者，除六虚之位也。古者卜筮，先布六虚之位，然后揲蓍而六爻焉。如京房、马季长、郑康成以至王弼，不悟其为脱文，而妄为之说，谓所赖者五十，殊无证据。”（沈作喆：《寓简·卷一》）

《周易》言天道，自然会推天道以明人事，用河图天地之数。事实上汉代尚存这样的本子，郑玄甚至引用过。郑玄《易·系辞》注文：“天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东，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阳无耦，阴无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也。大衍之数五十有五，五行各气并，气并而减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数，不可以为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故更减其一，故四十有九也。”（《礼记正义·卷十四》）

另外三国时期学者姚信、董遇也看到过“大衍之数五十有五”的本子，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七》有：“姚信、董遇云：‘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画之数，故减之而用四十九。’”

今人金景芳、高亨二位先生力主“大衍之数五十有五”。【10】只是他们没有说明此数与明堂、河图的特殊关系。

《周易》中有关明堂、洛书、河图以及“月令”的内容还相当多。学人经常论及的《周易》尚中观念显然与“世界中心”，以及明堂、洛书、河图的“尚中”“尚土”“尚五”观念一脉相承。

刘大钧先生据《礼记·月令》和卦气学说，发现了诸多卦的《大象》与《礼记·月令》存在密切对应关系，并列长表说明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11】

中国文化犹如一棵参天巨树，它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文明的沃土喷薄而出，在21世纪的今天仍叶茂花繁，不禁让人高山仰止。政治经济上建中立极（《尚书·洪范》居中的“次五曰建用皇极”）、思维方法上执两用中，生活方式上中和安乐……这种超越所有人为分界，基于天道自然的文明必将辉耀世界！

作为一种生生不息数万年的文明形态，那应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注释：

【1】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修订本原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03页。

【3】[美]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4页。

【4】《蔡邕集编年校注》，邓安生编校整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18页。

【5】《蔡邕集编年校注》，邓安生编校整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21页。

【6】刘大钧：《周易概论》（增补本），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252页。

【7】刘大钧：《周易概论》（增补本），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252页。

【8】刘大钧：《关于“图”“书”及今本与帛本卦序之探索》，收入《象数易学研究》第一辑，齐鲁书社1996年版。

【9】《蔡邕集编年校注》，邓安生编校整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21页。

【10】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修订本原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96页。

【11】刘大钧：《周易概论》（增补本），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255－第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