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按自然时序进行生产，并有节制地消费。所谓“取之以时，用之有节”。因为在农业社会，只有按时序安排生产，才能保证最大的产出。最晚从尧舜时代起，中国人就开始“敬授民时”（《尚书·尧典》），按时施政，后来发展为法令性质的月令体系。孟子告诉梁惠王：政府征发劳役不耽误百姓的农时，粮食就吃不完；细密的渔网不到大的池沼中去捕捞，鱼鳖就吃不完；按一定的时令采伐山林，木材就用不完。粮食和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完，这样百姓对生养死丧没有什么不满了。百姓对生养死丧没有不满，这是王道的开端。《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罟gǔ，渔网。数罟，细渔网——笔者注）不入洿（洿，wū，?低洼地?或?池塘——笔者注）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除了发展生产（特别是可再生产品的生产），还要注意节制消费，这才是大道、天道。《礼记·大学》指出：增长财富的正确路线是，从事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的人勤奋，消费的人节省。这样，财富便会经常充足。“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孟子谴责无节制消费是“杀人”。他说，现在富贵人家的猪狗都吃着人吃的粮食，却不知制止，这跟把人刺死了，却说不是我杀的人，是兵器杀的，又有什么两样呢？《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同当代西方以消费主义为中心的政治经济体系大相径庭。试想：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无节制的消费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扩大需求，但不可能实现有限自然资源与人类无穷消费欲望间的平衡。无节制的消费只会导致对他人和自然的掠夺，西方这种文明形态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鸳鸯》以周幽王为反面教材，说明“取之以时，用之有节”的重要性。《毛诗序》：“《鸳鸯》，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万物有道，自奉养有节焉。”郑玄《笺》：“‘交于万物有道’，谓顺其性，取之以时，不暴夭也。”

《毛诗注疏》解释说，作《鸳鸯》诗的人，是为了讽刺周幽王。因为幽王残害万物，自身需求过度，所以诗人思念古代贤明的君王，他们利用天下万物合乎道义，不残害摧折幼小的生命；古明王有节制，不奢侈浪费。如今的君王却做不到，所以作诗讽刺他。“交于万物有道”，指前两章的前两句；“自奉养有节”，对应后两章的前两句。由此可见，古代贤明的君王把万物置于优先位置，把自己放在次要位置，所以先写利用万物，后写自我奉养。

诗首章云：“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君子万年，福禄宜之。”《毛诗注疏》指出，古代太平的时候，君王利用万物合乎道义：想要捕食鸳鸯这种鸟，一定等它们长大、能够飞翔之后，才用网捕捉，不在幼小时残害它们。不仅对鸟如此——对万物都是这样。等到水獭祭鱼之后才捕鱼，等到豺祭兽之后才狩猎，都是等待万物长成之后才获取。君王德政如此，那么万年长寿以及福禄，都应归于他。

诗三章有：“乘马在厩，摧之秣之。”古代贤明君王的马拴在马厩里——因为君王的马很多，这里特别说“在厩”，是指君王自己乘坐的马。天子的马却不经常喂谷物，是说君王爱惜财物。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幅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经文：

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君子万年，福禄宜之。

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

乘马在厩，摧之秣之。君子万年，福禄艾之。

乘马在厩，秣之摧之。君子万年，福禄绥之。

语译：

鸳鸯比翼翩翩飞，幼时不捕长大网，不伤万物合天道，君子有德寿万年，福禄绵长来安享。

鸳鸯双宿栖鱼梁，安然敛翅睡得香，不伤万物合天道，君子有德寿万年，福禄相随永安享。

君子有马厩里养，爱惜草料和粟粮，奉养有节不过度，君子有德寿万年，福禄相随长滋养。

君子有马厩里养，爱惜粟粮和草料，奉养有节不过度，君子有德寿万年，福禄绵长自安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