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研究表明，在农业社会之前的觅食者族群中，乃至农业社会早期，普遍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原始共产主义”。这种社会共同分享狩猎或采集成果，社会成员地位平等，自私和自负被认为是可耻的。时人不会产生亚当·斯密，也不会如现代人一样迷信私利创造繁荣。

美国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指出，尽管觅食者也有个人所有权观念，但他们明显是一个共有、共享的社会。“拒绝分享自己得到的好东西，这在觅食者中间是一桩大罪，和自命不凡一样糟糕。实际上，贪婪和自负在觅食者看来似乎是一回事，前文引述的那位昆申人（昆申人是非洲南部的原住民群体之一，属于桑人的分支——笔者注）所说的话就揭示了这一点，他提到成功的年轻猎手会‘渐渐认为自己是个首领或者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自私的觅食者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把物品给予他人，这被某些人类学家称为‘强制分享’……。”【1】

在诸多走向发达农业社会的文明中，特别是进入工业时代之后，人类早期文明中共有、共享的社会形态几乎被忘得干干净净。但在中国，它作为五帝时代的大同社会图景被保存下来，成为中华民族最为强大的精神基因，一直延续到近代的“大同式”现代化——大同理想形塑了中国人安身立命、安邦治国的价值基础——经过五千年风尘洗礼，历久弥新，真是奇迹！

1.大同社会理想不是复古倒退，是未来指南

受西方线性逻辑以及经学史学化的影响，许多人将大同社会作为中国人相信越古越好的“罪证”，认为那是一种复古倒退，是中国陷入停滞的原因之一。实际上，大同社会是先贤“立象尽意”，通过提炼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时代大同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让它成为一种价值理想，未来指南。

我们不能将大同社会理解为乌托邦式的上古黄金时代，大量考古和文献资料都表明，当时同样会发生惨烈的战争或革命。

在《礼记·礼运》中，大同社会是与小康社会相比较而提出的，前者是一个“天下为公”，选贤任能的无为而治社会，人们各尽其职，各安其分。这里的“公”，就是共的意思，东汉经学家郑玄注：“公，犹共也。”小康社会指夏商周三代以礼法治国的社会，它从天下为公，走向了“天下为家”，“家天下”，通过世袭传位于子。也因此，这个社会做事立功，都是为了一己之利，人们互相争斗乃至战争开始大量出现。

但“大同”与“小康”不是截然相反的社会形态，郑玄注“康，安也。”我们可以说大同是一个“大安”的社会，小康则是一个“小安”的社会。五帝大同社会重视贤能政治，夏商周三代同样重视贤能政治，只不过前者实现得更为彻底，连国家元首也同近代中国一样“选贤与能”。当时战争较少，不似夏商周以后那么多。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就指出这一点：“案《史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尚书》舜征有苗，则五帝有兵。今此三王之时，而云‘兵由此起’者，兵设久矣，但上代之时用之希少，时有所用，故虽用而不言也。三王之时，每事须兵，兵起烦数，故云‘兵由此起’也。”【2】

为阅读方便，我们将《礼记·礼运》孔子论大同、小康的相关文字录在这里，并附上语译。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矜，也作鳏，指无妻或丧妻的男人——笔者注）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是说，在大道流行的五帝时代，天下属于公众，不私传子孙，选拔既有德行又有能力者执政，社会上讲求诚信，关系和睦。所以人们不只是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不只是把自己的儿子当作儿子。使老年人得到赡养，壮年人有用武之地，幼年人得到抚养，鳏、寡、孤、独者及身体残疾之人皆得供养。男子有正当职业，女人适时出嫁。爱护财货却不必藏于身边，能竭尽全力却不必为自己。因此阴谋诡计难以兴起，偷窃作乱难以发生，家家户户外出可以不关大门。这就叫作大同社会。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刑，取法的意思——笔者注）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意思是说，而今大道衰微不显，天下成了一家私有，人们只孝养自己的亲人，只疼爱自己的儿子，物质人力资源都属于私人，天子诸侯理所当然地世袭，建城郭挖沟池用以保护自己，将礼义作为纲纪，用以巩固君臣、父子的关系，使兄弟和睦，夫妇和谐，并以此设立制度，划分田里，尊重勇士智者，建立功业都是为了自己。所以阴谋由此而生，战争由此而兴。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和周公都是以礼法治国的英才。这六位君子无不谨守礼制。以此显扬仁义，成全诚信，明察过失，向往仁爱讲究礼让，向民众昭示治国常法。如有违反礼法者，在位者会被罢职，公众谴责为祸害。这就叫作小康社会。

2.“大同”奠定国人安身立命、安邦治国的基础

五帝时代产生的大同价值理想，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初基——中国政教合一的大一统治理体系，修齐治平的生活方式，以及依法治国、选贤任能的无为而治，都源于四五千年前的五帝时代。

西汉学者刘歆注意到，阐释中国大一统治道的重要经典《尚书·洪范》与洛书有关。在《汉书·五行志》开篇，班固引用了《易经·系辞上》“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雒（雒，同洛，洛河发源于陕西省南部，流至河南省西部入黄河——笔者注）出书，圣人则之”，接着就指出，刘歆认为伏羲氏继承天意而为王，接受《河图》，模仿描画它，这就是八卦；大禹治理洪水，上天赐给《洛书》，便取法它并加以申论，这就是《洪范》。圣人遵循这种天理规律，重视其超越时空的真理性。“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

唐代颜师古注《汉书·五行志》也说：“（伏羲）放效河图而画八卦也。”“（大禹）取法雒书而陈洪范也。”洛书图示在宋代出现后，有学者还将洛书之文与洛书之图放在一起，对于我们理解河图、洛书的关系十分重要，如下图：

 图片说明：南宋蔡沈《洪范九畴数》第一帙中的“九畴本洛书数图”。

《洪范》居首位的就是五行。汉以后学者将五行与五事等用天人感应学说将之神秘化，搞得乌烟瘴气。翻阅史书中的卷帙浩繁的“五行志”，即可一目了然。

事实上，五行说只是农业社会早期人们按不同季节施行不同政教的法令，后世的月令即源于此。最初它是按河图排布的——如果说《洪范》是依洛书排布的、中国人治国理政的大章大法，那么河图则是《洪范》第一畴“五行”依四季时节的展开。

《洪范》“初一曰五行”内容如下：“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我们看河图的生数的方位，正好合于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中的五味排列亦合乎河图方位。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反映了圣贤依天道自然的季节变换，依法行政的奥秘——它在农业社会中关系到国民的生死存亡。所以禹的父亲鲧治水失败，箕子就说他搞乱了五行的自然规律（《尚书·洪范》所谓的“汩陈其五行”），并因此失败受到惩罚。夏启在甘水之滨征讨有扈氏前发布的誓词，也谴责后者“威侮五行”（《尚书·甘誓》）。

为了让读者弄清楚河图与洛书“五行”数的关系，我们作了下图：

图片说明：《河图》是《尚书·洪范》第一畴五行的图示，也合乎《尚书·尧典》“敬授民时”的方位、季节、民事内容。另外，《尚书·尧典》记载的舜巡守次序，也是按《河图》东－南－西－北－中的顺时针次序。

除了将《洪范》中五数、五行、五味与河图相应，我们还将《尚书》首篇《尧典》中的四季、四方以及相应的农人活动（析、因、夷、隩）列出来——这是后世依时施政——月令的原初形态。

进而言之，夏禹所传的《尚书·洪范》与五帝尧舜时代的治国大法《尚书·尧典》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尚书》中不仅暗含着洛书，也暗含着河图。通过《管子·幼官》等“《河图》图说”，我们才得以一窥古人按照自然规律安排人事的文治武功。【3】

《尧典》“敬授民时”的相关内容并不长，如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

《尧典》按时施政的天人合一观念为商人所继承。商代甲骨文中有：“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因、风曰凯；西方曰彝、风曰韦；北方曰伏、风曰役。”其方位及民事与《尚书·尧典》全同，只是用字不同。文中的彝当通“夷”，至于“伏”与“隩”的关系，李学勤先生在《四方风名》一文中论证说：“甲骨刻辞与文献最不同的一点，是北方作伏，不作隩。北方称为伏方，曹锦炎先生已引《尸子》为证。按此说还见于《尚书大传》：‘北方者何也？伏方也。伏方也者，万物伏藏之方。’‘伏’的意思是伏藏，而《尧典》‘隩’或作‘奥’，也训为藏。”【4】

显而易见，五帝时代已存在一种政教合一的大一统治理形态，它将社会秩序按自然秩序统一起来，实现人与天的和谐统一——与天地并生，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五千年的文明基因。

司马迁著《史记》，就将中华大一统天下秩序上溯到五帝之首黄帝，并明确说他“顺天地之纪”“治五气”，即“治五行之气”（《史记》集解引三国时期魏国经学家王肃注）。

除了建立大一统的天下秩序，五帝时代还奠定了中国人修齐治平的生活方式，以及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数千年来，中国人一直以尧为生活的榜样。感兴趣的朋友也可参阅拙作《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尧为典范》。【5】对中国人生活方式影响甚巨的儒家五行学派，也与《尚书·洪范》第一畴“五行”、第二畴“五事”高度相关。【6】

无论道家还是儒家，都崇尚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无为而治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无为而无不为”，依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与时俱进，因地制宜地行政。《淮南子·原道篇》对此有很好的阐释：“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

孔子推崇舜无为而治，不禁感叹：“真正做到无为而治的，大概只有舜吧！他做了什么呢？他只是恭敬地端坐在王位上治国理政罢了。《论语·卫灵公》：“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舜是如何实现无为而治的呢？就是行天下为公的大道，依法治国，选贤任能。韩非子将之总结为“抱法处势，无为而治”。《孔子家语·五帝德》称舜能“命二十二臣，率尧旧，恭己而已”。《大戴礼记·五帝德》论述得更为详细：“使禹敷土，主名山川，以利于民；使后稷播种，务勤嘉谷，以作饮食；羲、和掌历，敬授民时；使益行火，以辟山莱；伯夷主礼，以节天下；夔（kuí）作乐，以歌籥（yuè）舞，和以钟鼓；皋陶作士，忠信疏通，知民之情；契作司徒，教民孝友，敬政率经。其言不惑，其德不慝，举贤而天下平。”意思就是说，舜命大禹治理国土，负责给山川命名，以便利百姓；他命后稷播种庄稼，努力从事生产，以供饮食。他命羲氏、和氏掌管历法，认真地给人民颁授时令。他命益四处烧荒，以开辟山野草地。他命伯夷负责礼仪，以节制天下人民。他命夔创作音乐，表演乐舞，用钟鼓伴奏。他命皋陶负责刑狱，以忠信调节诉讼，以知民情。他任命契为负责土地人民的司徒，教导百姓孝顺友爱，敬守政教，遵循常法。他的话不让人疑惑，他的德行不邪恶，举用贤能而天下太平。

千层之台，始于垒土。五帝奠定了中国人安身立命、安邦治国的基础——大一统、全面依法治国、贤能政治仍是当代的重要关切。欲讲透“中国特色”，忽视五帝大同时代，就失去了立论的根基，一切阐释皆如缘木求鱼！

3.近代中国的“大同式”现代化

植根五帝时代的大同社会价值理想，通过经学经典的数千年传承，进入工业时代，演化为近代中国的“大同式”现代化。

1840年以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西方列强的围追堵截中破浪前行。早期革命者很快注意到：西方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现代化模式——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政治并不适用于中国，我们要摆脱亡国灭种的命运，就必须融汇中西，构筑起文明新形态。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明确反对将西方的个人自由观念移植过来，因为那样会使20世纪初的中国进一步深陷“一盘散沙”的境地。从他对三民主义与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的比较之中，我们能看到孙先生将西方的诸多个人主义观念中国化了，更准确地说，是“公共化”“大同化”了。

在孙中山先生眼里，没有经历过西方那种封建贵族严酷压迫的中国人，不是自由太少，而是太多了。在1924年3月16日关于民权主义的讲演中，他说：“……实行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但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到了今天，自由的用法便不同。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么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当学生的能够牺牲自由，就可天天用功，在学问上做功夫，学问成了，知识发达，能力丰富，便可以替国家做事。当军人能够牺牲自由，就能够服从命令，忠心报国，使国家有自由。……平等和我们的民权主义相同，因为民权主义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此外还有博爱的口号，这个名词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国同胞两个字是一样解法，普通译成博爱，当中的道理，和我们的民生主义是相通的。因为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7】

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的两大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对后来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影响很大，直至改革开放时代。今天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可说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与苏式计划经济的中道。其中有自由市场也有国家调节，有资本家却没有资产阶级——在中国，资本受到政权节制，让它服务于社会的整体利益，而非如西方那样让资本利益集团垄断一切。

孙中山先生“牺牲自由”、先公后私的观点，也影响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自由观。1937年9月7日，毛泽东写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在罗列自由主义的十一种具体表现后，他指出：“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8】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将近代中国这种抽去了自由主义，并没有走向欧美自由市民社会的现代化，称为“大同式”近代。他写道：“中国的大同式近代比起个人自由更志向于总体的自由，而这种排除个人自由即私人自利的、反专制性质的总体自由，由于其排除个人私利的独特的共和原理，从而使民权主义不只是停留在政治层面上，同时和经济上的总体的自由，即追求四亿人民总体的丰衣足食的民生主义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中国近代的一个重要特征。”【9】

正如沟口先生所说，自鸦片战争，“从一开始便是中国独特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近代。”“我用‘中国独特’这个词，是考虑到后来的毛泽东革命。把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中国，其实质归根结底就是将大同式近代纳入无产阶级观的轨道，将其发展成为人民=农民的思想武器。”【10】

中国早期革命者的伟大贡献，不仅在于推翻帝制，建立了共和国。还在于将西方的核心价值观念中国化，使之适用于中国社会现实。可惜的是，这些宝贵的精神遗产并没有被诸多学者所继承。他们深陷西方现代性迷思，认为包括学术概念在内西方的一切都是先进的。

今天诸多学人脑子里满是Liberty、Equality、Fraternity——这类与中国历史和现实没有直接关系的西方概念。中国明明没有西方那样的民族，他们非要用西方民族观念来研究生活在中国的不同族群；中国明明不是西方那样的民族国家，他们非要将自古以来的中国等同于近代西方民族国家；中国明明不存在西方俱乐部性质的党派，他们非要将中国的领导核心等同于西方社会的政党。诸如此类指鹿为马的行为，甚至已成为“学术规范”！

有人甚至幻想：通过提炼西方的标识性概念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真是荒唐！这是中国理论创新与现实发展存在巨大鸿沟的深层原因。

注释：

【1】[美]伊恩·莫里斯：《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马睿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

【2】《十三经注疏·礼记》，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159页。

【3】翟玉忠：《斯文在兹：中华文化的源与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2-35页。

【4】李学勤：《中华古代文明的起源：李学勤说先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83页。

【5】翟玉忠 付金财：《中国人的政治教科书〈今文尚书〉》，华龄出版社2024年版，第1-3页。

【6】李学勤：《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收入李先生《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7】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96-97页。

【8】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7页。

【10】[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