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周礼》是未完成的书，原缺《冬官》，汉人取《考工记》补之，以足六篇之数，而仍冠以《冬官》之名。冬官系统的官，按作者的构想，当为事官，掌“事典”(参见《天官·大宰》第1节)，亦即《小宰》所谓“事职”，其职责在于“富邦国”，“养万民”，“生百物”。既为“事官”，则其属固不当限于“工”，故江永日：“冬官掌事而不止工事，考工是工人之号，而工人非官。”据江永考证，依作者的构思，冬官之长曰大司空，其副曰小司空，其属可考见者，还有匠师、梓师、豕人、啬夫、司里、水师、玉人、雕氏、漆氏、陶正、圬人、舟牧、轮人、车人、刍人等十五职。然此诸职，除玉人、轮人、车人三职外，其余十二职《记》文中皆不见。依《小宰》说，冬官“其属六十”，然《记》文仅列三十工(其中段氏、韦氏、裘氏、筐氏、栉人、雕人六工职文佚缺)。 

《考工记》为战国后期人所作，是战国时期手工业发展水平的一部总结性著作。《考工记》既别为一书，则自与《周礼》原书不同。其首为全篇之总叙，其中论百工的分工一节，则是《考工记》全篇的大纲，兹据以略述各类工种的职事。

第一类攻木之工，凡七工：一曰轮人，制作车轮、车盖；二曰舆人，制作车箱；三曰弓人，制作弓；四曰庐人，制作庐器(戈、戟、殳、矛等长兵器)；五曰匠人，建造城郭、宫室、门墙、道路，以及开挖沟渠等；六曰车人，制作耒和大车；七曰梓人，制作悬挂钟磬的笱虞，制作饮器及射侯等。

第二类攻金之工，凡六工：一曰筑氏，制作削(一种刊削简札的刀)；二曰冶氏，制作杀矢(一种田猎用的矢)、戈和戟；三曰凫氏，制作钟；四曰栗氏，制作豆、区、确等量器；五曰段氏(原文缺)；六曰桃氏，制作剑。 

第三类攻皮之工，凡五工：一曰函人，制作甲衣；二曰鲍人，揉制皮革；三曰韗人，制作鼓；四曰韦氏(原文缺)；五曰裘氏(原文缺)。 

第四类设色之工，凡五工：一曰画，二曰绩，《记》文合二为一，而总言“画缋之事”；三曰钟氏，掌染羽毛；四曰筐人(原文缺)；五曰㡛氏，掌涑丝、帛。 

第五类刮磨之工，凡五工：一曰玉人，制作圭、璧、琮、璋等玉器；二曰榔人(原文缺)；三曰雕人(原文缺)；四曰磬氏，制作磬；五曰矢人，制作矢。

第六类抟埴之工，凡二工：一曰陶人，制作觑、盆、甑、鬲、庾(陶器，具体形制不详)等；二曰瓬人，制作簋、豆。以上六大类，总为三十工。从《记》文看，记车工之事尤详(分见《轮人》、《舆人》、《辘人》、《车人》诸文)，盖因“周人尚舆”，而车又为乘载及战争所必须，且工艺又最复杂的缘故。其次则详于弓矢，尤详于弓的制作(分见《矢人》、《弓人》)，盖因戎事为国之大事，而弓矢为战争所必需的缘故。又《考工记》所记诸制作，不仅详其尺度、要求和要领，且善于做经验总结以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这是其一大特点。如《筑氏》总结铜锡合金因二者所占比例不同而区分为六等，记载各等的名称及其所适于制作的不同器物，反映了战国时期的冶金业和手工制作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考工记》中也颇有一些附会阴阳五行的神秘说法，则反映了战国时人的观念。

《考工记》是中国第一部工科著作。它篇幅并不长，但保存了大量先秦的科技史料，信息含量相当大，内容涉及先秦时代的制车、兵 器、礼器、钟磬、练染、建筑、水利等手工业技术，还涉及天文、生 物、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它上承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遗绪，下启各代手工业技术的先河。想要打开先秦科技的门户，了解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来龙去脉，不可不读《考工记》。

《考工记》在开卷伊始就将社会各种职业分成六大类：“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或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或饬力以长地财，或治丝麻以成之。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寥寥数语，即已勾勒出一个相互联系和制约的社会系统，首句“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则指明“百工” 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子系统。儒家一向坚持社会必须有分工。孟子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就是把社会成员分成管理者和生产者两大类。《考工记》的作者似乎比孟子的两分法更为细密；管理者分成坐而论道的王公、作而行之的士大夫，生产者则包括百工、商旅、农夫、妇功等等。按照贾公彦的说法，这里还是总目，《周礼》中分得更细，王公应包括王和诸侯、士大夫，包括六官以下的百官，百工在《考工记》里就细分为三十个工种。认为社会要有分工，并把分工加以细化，是《周礼》描绘理想国的社会情况而采用的基本方 法 。

这种分工方法，已经有了现代系统论思想的萌芽。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作为由若干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部分的有机结合，形成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整体。而且，这些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才体现出它的意义，离开了整体，它们就毫无意义。系统的结构是有序的，而 不是杂乱凑合的，系统中的信息流通也是以一定的渠道有秩序地进行的。《考工记》的作者不可能有完整的系统论思想，但是他所描绘的社会确确实实就是一个系统。不同的分工构成了社会这个大系统的各自组成部分。这些分工只相对于社会才有意义。无论是王公，还是百 工，离开了社会，他们本身的存在都成了问题。王公的思想，通过百官的执行，转化为各类生产者的行动，农夫、百工、妇功提供各种产品，商旅调剂有无，整个社会即是如此维持正常运转。古代哲人无意之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应用系统论方法观察社会的范例。

《考工记》作者还不止于此，他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仍然是系统论的方法。《冬官·匠人》：“匠人为沟洫……凡沟防，必一日先深之以为式，里为式，然后可以傅众力。”这是说营建沟血排水工程，只要了解了一人一天的工作量，就可以知道单位长度的工程所需要的劳动力，从而也就可以知道整个工程所需要的劳动力。看起来，这好像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然而这简单的数学方法的产生，却是蕴含着系统思想的萌芽，即把整个沟洫工程视为一个系统，再把它分解成若干部分，测算出某一部分的工作量之后再来估算整个工程的工作 量 。

“百工”这种官营手工业制度，从殷商到战国，已历一千余年(或许夏代已经发轫)。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几乎是可以集中人力和物力来经营较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的唯一方式。《考工记》所记述虽然只有当时官营手工业中的30个工种，但一旦构成系统，此书的价值远超过这30个工种的简单总和。作者用述而不作的儒家伦理，遵循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四原则，以及严格的质量管理制度，将30个工种有机地组成一个整体，构成了一系列先秦科技文明之窗，部分地展现了先秦时代科技发展的生动具体的画面。

制造器物，人们总希望达到最佳效果，于是就要求最优化设计。《考工记》中突出地强调了最优化设计的思想。如“轮已崇，则人不能登也；轮已庳，则于马终古登随也。故兵车之轮六尺有六寸，田车  之轮六尺有三寸，乘车之轮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轮，轵崇三尺  有三寸也，加轸与轶焉，四尺也。人长八尺，登下以为节。”这是说： 车轮太高，人上车困难。轮子太小，摩擦力就会变大，“则于马终古 登随也”，所以把车轮定为六尺三寸至六尺六寸，人上车方便，车辆 行走也很灵便。

再如兵器，《考工记》给出了最优化设计的一般原则。从使用者 的角度，兵器被分为攻击型和防守型。攻击型兵器受进攻者所处地位 诸因素的限制，相应的要短些，而防守型兵器就可以长一些，但是也 不能“过三其身”，否则的话，反倒要受其累了。

在《弓人》中，《考工记》作者更对最优化设计作了引申和发挥。 他将人、弓、矢视为一个系统，三者互相制约。射手、弓、矢都可以  分为“安”和“危”两种。根据射手的体形、血性气质不同，配用相  应的弓、矢，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因而人和弓、矢，就有八种搭配：即以危人为主的四种——危人、安弓、安矢，危人、安弓、危 矢，危人、危弓、安矢，危人、危弓、危矢；以安人为主的四种——安人、安弓、安矢，安人、安弓、危矢，安人、危弓、安矢，安人、 危弓、危矢。《考工记》作者认为，弓、矢和人三者皆安皆危最不可取。三者皆安，则箭速不快，不容易命中目标，射中人也无力深入。 三者皆危，则矢的蛇行距离过长，不能射中目标。综合各种因素加以考虑，应该是安人、危弓、安矢和危人、安弓、危矢这两组配合最为理想 。

《考工记》还给出了各种器物的生产工艺规程，有一套比较严密 的制度。这些无疑是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考工记》的度量标 准，对中国度量衡制度的建立有重要影响。明代音乐理论家朱载堉首 创了十二平均律，他曾直言：十二平均律源出于《冬官·栗氏》“内方 尺而圜其外”。《考工记》的度量衡体系对后世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

有工艺规程和度量标准，所以对所制作的器物就可以进行质量检 查了。《考工记》中有不少地方讲的就是产品的质量问题。比如梓人 制作的饮器：用来取酒的勺容量为一升，饮酒用的爵的容量为一升， 饮酒用的牌的容量为三升。这样规定饮器的容量，是以一个普通人的 食量为标准，过大过小就适应不了大多数人的要求。梓师检验梓人所 制的饮器，把爵放横平了而爵中的酒还流不尽净，梓师就要处罚爵的 制作人了。又比如，凡是陶器、粗瓷这一类物品，转动陶器，上下均 圆都要恰好与膊接触；豆柄要直立，符合悬垂的绳子。而形体歪斜的，有破损痕迹的，有裂纹的，有突起不平不坚牢的陶器、瓷器，不能进入市集出售。

为了保证质量，对制作器物的原材料也有详细的规定。从《轮人》所述就可以看出，产品的质量从原材料采集制备时就开始讲究了。达到一定质量水平的产品，它的原材料也有相应的标准。这些原材料，不仅有形状、性质、产地等等要求，连采集的时间也受到限制，要适时采集。采集到的原材料还要精心制作。在泥地上用的车轮，边缘处要薄一些，才能不粘泥；用于山地上的车轮，则要求轮圈厚薄均匀，因为山地多山石，磨损也大。 

为保证产品质量而实行的检验制度，并非只是在制作完毕才发挥 作用的，它在制作过程中就随时在起作用。车辐的制作、轮圈的制作 都是如此。当然，最后的成品检验还是非常严格的。车轮要规之、萬 之、县之、水之、量之、权之， 一道一道检验关口都通过了，才算合格。手续虽然繁复，但产品的质量得到了保障。当然，这种种检验， 各有其特殊的标准和要求，要达到这些标准和要求绝非易事。唯其如 此，讲究质量才不致变成一句空话。这是不是应该引起现在的人们深 刻反省呢?《考工记》的时代尚且如此，更何况现代。

《考工记》是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中最早、最权威、最具影响 力的一部著作，提出了我国城市，特别是都城的基本规划思想和城市 格局，是我们了解和研究科学设计艺术的珍贵文献。其中涉及宫城设 计的“匠人建国”和“匠人营国”两节，是现存最早的城市建筑及其 规划方面的史籍之一，对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独具一格的特点及其背后 蕴含的丰富的设计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对我国古代都城规划有着深 远的影响。

“匠人建国”节，专述建设城邑的测量问题，记述了求水平、定 方位的建筑测量技术。“匠人营国”节，追述周王朝营都建邑的制度。 其城邑建设体制将城邑分为三级，即王城、诸侯城 ( 诸侯封国的国都 ) 和都(宗室、卿大夫的采邑)。作者着重记述了王城宫城的规划  制度，包括主要的形制规模，城门数量，交通干道网络，宫、朝、市、祖、社的布局，及前朝后寝制度等方面。其次分述夏后氏“世室”、殷人“四阿重屋”和周人“明堂”的建筑设计。作者还记载了王城的几项具体营建制度，如朝市的规模，宫门、城墙、道路的规格等。文中提出了当时建筑业中惯用的长度单位：“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最后规定了礼制营建制度，侯国和封邑要参照王城的标准，按一定的差额逐级降格建筑，等第分明，不得僭越。其中提出的都城的基本规划思想和城市格局，“方九里，旁三门”“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等一系列理论模式，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很多大城市，特别是政治性城市都   是按照这种理论模式修建的。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长安城 (唐朝)和北京城(元明清时期)，清晰的街坊结构和笔直的街道，以及城墙和城门无不反映了《考工记》中“礼”的思想。在这些城市中，城市本身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供人居住、生活的场所，城市已成为一种“符号”，它代表着一种社会关系和秩序。人们生活其中，日复一日地受到空间秩序的影响，不知不觉中明确了自己的社会定位，而想超越自己原有的定位，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正好符合了统治者的需要。所以我们不难发现《考工记》的影响是如此的深刻，甚至当代的很多城市规划中仍可见到它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