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大同篇”），“公”之一字，深植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基之中，这与现代西方视私有为神圣迥异。

先贤认为，只有兼爱无私，行天下为公的政策路线，社会才能公平，人民才会和谐幸福。只有节制调节欲望、节制调控资本，方能实现天下太平，世界大同。《吕氏春秋·大乐》说，天下太平，万物安宁，君上的教化得以施行，才能制作乐。制作乐有一定的条件，必须节制嗜好和欲望。嗜好和欲望不邪僻，才能开始创制乐。作乐有一定章法可循：必须从均平开始。均平出自公义，公义出自天道。所以只有懂得道的人，才可以和他谈论乐吧！“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成乐有具，必节嗜欲。嗜欲不辟（辟，邪僻——笔者注），乐乃可务。务乐有术，必由平出。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与言乐乎！”

乐会使人快乐。乐者，乐也。《大乐》的作者写道：“大乐，君臣、父子、长少之所欢欣而说（说，通“悦”，喜悦——笔者注）也。欢欣生于平，平生于道。”

如果执政者为政偏私，只顾少数人或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人民当然就会怨声载道。前篇《大东》，就是谭大夫讽刺幽王为政偏私，苛敛重税，盘剥东方诸侯的怨声。此篇《毛诗序》云：“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毛诗注疏》解释说，《北山》全诗六章，都是抱怨工作分派不公。就具体文句来看，“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是指分工不公平；“朝夕从事”指自己辛苦于王事；“忧我父母”是因为不能奉养父母而担忧。诗序与正文顺序相反，因为诗人怨恨劳苦不能供养父母，所以先说“忧我父母”；而诗序强调因不公才导致这种怨恨，所以把“役使不均”提前。

诗首章云：“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有人登上那北山，说：“我去采杞树的叶子。”这杞叶不是可吃的食物，却登山去采，是不合适的。诗以此比喻：士人走上漫长遥远之路，说：“我去劳苦服役”。这苦役不是他该服的，之所以行役无休止，是因为天子认为我身体强壮。千里奉王事，从早到晚不能停歇，因此父母思我久不能归，想念而担忧。

诗第二、三章，诗人策马于行役途中，叹普天之大，率土之广，怎么会偏偏派他去服役于四方呢？诗四、五、六章，诗人叹劳役不均，有人不闻民间疾苦，只会安逸悠游，饮酒享乐，高谈阔论。而行役者勤于国事，仓皇奔忙，日夜不能止息，却得不到上级的体恤——诗末三章连续使用十二个“或”字，两两对照，铺陈反差，将对劳逸不均，世道不公的一腔忧愤倾泻而出。

本篇对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御史大夫桑弘羊还化用本诗，为中央政府稳定边疆，调控经济的措施辩解说：“王者包含并覆，普爱无私，不为近重施，不为远遗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劳佚不齐，独不当调耶？……《诗》云：‘莫非王事，而我独劳。’刺不均也。”

经文：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鲜我方将。旅力方刚，经营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

语译：

登上高高北山冈，我到山上去采杞。士子身强又力壮，从早到晚行役忙。我王差事做不完，心忧父母无人养。

普天之下多广大，我王封土遍天下。四海之内民众多，无人不是王臣民。我王劳役不公平，独我劳役最辛勤。

四马拉车不得息，王家差事无休止。我王夸我正年轻，说我身体真强壮。众人体力也正强，辛苦劳作走四方。

有人家中享安乐，有人尽力奉公忙；有人休息床上躺，有人日夜在奔忙。

有人不闻征役苦，有人忧愁又劳累；有人安逸又悠闲，有人急促又仓惶。

有人享乐饮美酒，有人担心怕获罪；有人空谈发议论，有人辛劳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