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夏官系统共有六十九职官，大司马是其长，小司马是大司马的副手。按照《叙官》的说法，夏官是“政官”，即掌理军政之官，此说大体不误。如大司马所掌九伐之法，征收军赋，教民习战，救无辜而伐有罪，以及王亲征时掌其戒令等，皆属军政，而所掌“佐王平邦国”的“九法”，亦当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其中的“制军诘禁”一项则纯属军事性质。

本篇的《小司马》职文佚缺，仅残存数语，其详虽不可考，而由其“掌其事，如大司马之法”一语，可推知其职掌的性质亦属军政无疑。大、小司马之下的六十七属宫，其中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掌疆、司甲五官职文佚缺，其他六十二官的职掌，则较复杂，虽多属掌军政者，然亦有许多与军政无关的职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掌军事或与军事有关者，有司勋、环人、挈壶氏、诸子、司右、司兵、司戈盾、司弓矢、槁人、戎右、戎仆、掌固、司险、候人、都司马、虎贲氏、旅贲氏等，凡十七职。

第二类是掌天下邦国者，包括邦国的封建，疆域的划分，协调各国的关系，通财利，一度量，徕远民，致方贡等，有职方氏、量人、土方氏、怀方氏、合方氏、训方氏、形方氏、山师、川师、原师、匡人、撢人等，凡十二职。盖对邦国的管理需依靠军事实力，故将此类职官属之司马。以上两类职官数量最多，其所掌也是夏官的最主要职责。

第三类是掌养马及马政者，有校人、趣马、巫马、牧师、度人、圉师、圉人、马质等，凡八职。盖马为军事所需，故将此类官属之司马。

第四类是为王掌车者，其中戎右、戎仆掌王军车，已属之第一类中，此外还有齐右、道右、大驭、齐仆、道仆、田仆、驭夫等，凡七职，分掌王其他诸事所乘车。盖王车安全保卫第一，故将此类职官属之司马。

此外还有一部分职官，则与军政无关，依《周礼》对于六官性质的划分，本当属之他官，而亦属之司马。如掌吏治及朝仪的司士，掌出纳王命的大仆、小臣，掌吏民向王的上书和奏事的御仆，掌王冕服的节服氏、弁师，以及掌寝庙杂役的隶仆，似当属之天官；掌射礼之事的缮人、射人，掌视察祭祀准备情况的祭仆，掌羊牲以供祭祀和宾客的小子、羊人，掌驯养猛兽以供祭祀的服不氏，掌射鸟、捕鸟、养鸟以供祭祀和膳羞的射鸟氏、罗氏、掌畜，掌驱疫鬼和魍魉的方相氏等等，则似当属之春官。还有掌行火之政令的司燧，则可自成一类。《周礼》之六官，要数夏官属官的职掌最为复杂错综，盖皆因作者思之未密，或尚未及修改定稿所致。《夏官》的《叙官》详载军事建置，这是《夏官》写法的一个特点。又《职方氏》详载天下九州的划分，以及各州的山川、泽薮、人民和物产，与其他职文的写法不同而颇类《禹贡》之体，这是《夏官》的又一特点。

在《周礼》中，夏官是政官，掌管军政和军赋。

军政指军队的政务，包括军队组建、军队管理、军事设施及其他有关军事方面的事务。

军赋指军队、军事、田猎所需的一切物资，包括战车、战马、车 兵、徒兵、戈矛甲盾、军粮、刍秣等。《周礼》中与军政有关的官吏职掌中，单言“赋”,就是指军赋。如《夏官· 大司马》:“凡令赋，以地与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这儿的“赋”明显是指每家可用作兵源的人数。但在其他典籍中，其中包括军赋，但不独指军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楚为掩为司马，子木使龙赋，数甲兵。甲午，为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卒、甲楣之数。”杜预注“量入修赋”云：“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赋税。”

虽然《周礼》中军政事务是由夏官掌管的，但兵源却是由地官提供的。所以《地官·大司徒》说：“大军旅、大田役，以旗致万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地官·小司徒》说：“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这就是《周礼》设计的“兵农合一”模式。国家平时不养兵，需要用兵时由地官按规定征集。征集的原则是“家出一人”。《礼记· 坊记》:“故制：国不过千乘，都城不过百雉，家富不过百乘。”《礼记正义》曰：“其兵赋之法，王畿之内六乡之法，家出一人，万二千五百家为乡。《小司徒》云‘五师为军’，则万二千五百家为一军，是一乡出一军。又云天子六军，是出于六乡。凡军制，《小司马》云：‘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此师之制也。凡出军之法，乡为正，遂为副，则遂之出军与乡同。故郑注《小司徒》云‘乡之田制与遂同’，则知遂之军法与乡同。”

在古代典籍中，战争、军事方面的记载占据了较大的比重，这大概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有关吧。但史籍中所记，往往是就一次次的战事作较为详细的记录，而对国家的整体兵制没有系统记载，不足以使人了解先秦军事制度之全貌。而《周礼》所述军队建制、军政管理、军令发布、四时训练、军法执行、后勤保障等，或由专官负责，或由数官联合处置，都有较为完备的制度规定。这就使得研究者们不得不注意《周礼》与先秦史实的关系。也正因此，关于《周礼》 中的兵制、军事思想等存在分歧就在所难免。但是，先秦时期存在“寓兵于农”是共识。

“寓兵于农”,是指国家平时不养兵，而对农民进行一定的军事训练，遇有战事则召集农民参战。因为兵出于农，想要有充足的兵源， 必须要有数量远大于兵源的民众。在农耕社会，统治者吸引民众的最大资源就是土地，因此，以土地为基础的村社组织就是军队组织的依托 。

王畿实行井田制，在《周礼》中有明确的说明，《地官·小司徒》: “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这儿把井田设计得十分方整。方一里之地按“井”字形划分为九块，除去田间排水沟渠(见《冬官·匠人》)，每块地一百亩，分派给一家耕种。由井至都，按四进制计算，每都有1024井，9216夫。也就是说，方百里之地，可分派给9216家耕种。《地官·小司徒》又说：“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可任者”既指能耕种的劳动力，又指可充任战士的农夫。按照可任者每家2.5人计算，则百里之地，有潜在兵源2.3万有余；但按“每家一人”计算，还不到1万。所以，按照井田，每家出一人，每乡之徒组不成一个军，除非乡中还有非农兵源 。

王有六乡，还有六遂、公邑。对六遂、公邑是不是兵源的问题，看法并不一致。《周礼》中的六遂和公邑都是王直接掌控的“野”中行政组织，其居民称为野民、旷。《周礼》极为重视国、野之别，对国人与野地的居民管理方式和权利划分都有严格的区别：六乡之民能够  接受教育，可参与推举被选任为官，而遂中之民必须安于稼穑，为国家提供农税。因此有人认为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但《周礼》中六遂和公邑之民都有武装化、编制正规化的特点。《地官·遂人》:“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 五鄙为县，五县为遂……凡事，致野役，而师田作野民，帅而至，掌其政治禁令。”所以郑玄认为“遂之军法，追胥、起役如六乡”，后来的学者也大多认同郑玄的说法。另一种观点则是：《周礼》中六遂之民确有武装化的特征，也按照与六乡相同的编组形式组织起来参加师田行役，但《周礼》对兵制的描述全都是围绕六乡展开的。且当兵作战是国人的权利，野人理应被排除在外。还有一种调和的说法：六乡所出为正军，六遂是副军。这个问题也许不会有定论，因为《周礼》本就是理想与史实参半。

“寓兵于农”，意味着战斗人员平时分散务农，到战时才集合起来参加军事行动。这样，对于兵源的训练就显得很重要了。《周礼》中的军事训练有它独特的方式：不是单独地组织官兵演习，而是把军队操练和田猎结合起来；不是只训练参战徒役，而是所有兵源都要参加 训练。《周礼》制订了四时田猎的制度，军事训练就是利用四时田猎 进行演习。

每逢田猎，小司徒把六乡之民按军事建制召集起来，交由夏官大司马进行训练。在这些狩猎活动中，都是以军事规则来要求参加狩猎的人，如春嵬的时候，“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再如冬狩时，“……诛后至者。乃陈车徒如战之陈，皆坐，群吏听誓于陈前。斩牲，以左右徇陈，曰：‘不用命者，斩之!’”尤其是“诛后至者”与“不用命者，斩之”两条，与实战时无异。

田猎不但是一项具有军事意义的生产活动，且与祭祀有关。殷商甲骨文中有大量的田猎记录，作为已是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田猎不再是以糊口果腹为目的的生产手段，周代更是如此。田猎的作用，一则为田除害，保护农作物不受禽兽的糟蹋；二则供给宗庙祭祀；三则 为了驱驰车马，弯弓骑射，兴师动众，进行军事训练。

礼法规定，田猎不捕幼兽，不采鸟卵，不杀有孕之兽，不伤未长成的小兽，不破坏鸟巢。另外，围猎捕杀要围而不合，留有余地，不能一网打尽，斩草除根。这些礼法对于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维持自然界生态平衡是有积极意义的。

《周礼》设计的“寓兵于农”，是军事行动的主要兵力。它还设计了一部分的常规军，包括王宫禁卫和夏官系统的在官人员。

王宫是天子居所，同时也是王朝的政治中心。《周礼》设计了一套完备的宫廷禁卫体系。这套体系以宫廷日常防卫为主要任务，依据严密的禁卫制度，由多支部队共同完成。其中有士庶子、虎贲、四夷 之隶，此外还有一些编制较小的军官和勇士。

《周礼》中，公卿大夫的子弟归夏官系统的诸子管理，他们平时跟从地官的师氏学习德行、道艺，其中才艺出众者被选入宫廷充当宿卫，就叫士庶子，也就是《天官·宫伯》所说的“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其中已受过王命者称士，未受王命的称庶子，与嫡庶无关。 士庶子是宫廷禁卫的重要成员，由天官的宫正领导，承担宫廷的防卫任务。他们已从师氏那里接受了一些基本的军事训练，被选为士庶子之后，在宫正的领导下按照军事编制组织起来，继续接受训练(《天官· 宫正》“会其什伍而教之道艺”)。士庶子平时在宫中的职能就是《宫伯》里所说的“授八次八舍之职事”，即在宫廷中设置的警卫点轮流值岗；国有大的特殊情况时，士庶子则集结成军，参与军事行动。

虎贲是《夏官》的虎贲氏及其所属的八百虎士组成的。这是一支由国家长期保持的职业化军队。虎贲的身份虽没有士庶子高贵，但在《周礼》的宫廷禁卫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夏官·虎贲氏》:“掌先后王而趋以卒伍。军旅、会同，亦如之。舍则守王闲。王在国，则守王宫。国有大故，则守王门。大丧，亦如之。及葬，从遣车而哭。适四方使，则从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征事，则奉书以使四方。”由此可见，虎贲氏是王的近臣，虎贲是王的近卫军，所有行动都围绕着王，对王的安全负有直接责任。至于担任天子使臣的护卫、向诸侯中传递军情，则是虎贲的附带责任吧。

四夷之隶是指异族奴隶(蛮隶、闽隶、夷隶)和战俘(罪隶)， 是秋官司隶的属下，但在担任宫廷警卫任务时，又要受地官师氏的共同领导。四夷之隶身份低贱，但在宫廷警卫体系中，作用却十分重要，因为他们既要承担一定的警卫任务，又要做一些与警卫无关的杂役和贱役 (蛮隶要听从校人的使唤养马)。

《周礼》的夏官系统是国家常设的军事机构，各官府的职责大多与军事有关。如军事设施的修筑与防守、作战的号令、军用器件的供需及一些后勤杂务，都散见于一些职官的职文中。

夏官的“掌固”要掌理修筑城郭、沟池、树渠等阻固，分派那些由县鄙公邑召来贵族子弟及服役的平民守卫阻固。还要在城门设置兵甲器具，以示威武。凡是守卫城池和要塞的人都必须遵守“掌固”官法的规定，“掌固”根据实际情况调配人员器材，使其作为机动力量， 规定各处守卫的人员不得擅离职守。“司险”职司九州的图籍，通晓山林川泽的险阻，开凿其间的道路，筑设五沟五涂，遍植树木作为阻固，都有守禁。国家如发生大丧、凶荒、战争等突发性的变故，“司 险”便用藩篱阻塞道路，禁止通行，派部下胥徒守御要地，只有持旌节的人方可通过。遇有军事行动，“掌固”与“司险”“掌疆”等官员共同率领调动人员到阻固地，增强守备力量。白天守吏三次巡行守卫的阵地，晚上也一样，夜里击鼓三次，作为警戒。如果新建都邑，“掌固”负责修筑阻固，颁发守法。凡王国都邑的边境及近郊、远郊都有沟树等险固。居住在城郭和要塞的民众，都有守卫和修筑险固的责任。“量人”负责建筑军队的营舍，度量军垒中的市集、道路和军社所在的地方。“候人”分管边境道路的司察，分派徒属在道路上探听消息。“挈壶氏”掌理悬挂水壶指示军众哪些地方有井水；悬挂驾驭牲口的缰绳，指示军众宿营的地方；凡军队出征，悬挂漏壶计算时间，按次序更换击柝警卫的人。

《周礼》记载的军用器械，主要包括兵器、盾牌、车旗、马匹等，也有专人管理。

“司兵”掌理戈、殳、戟、酋矛、夷矛五种兵器和各种盾牌，鉴别五种兵器和各种盾牌的质量、等级以供给军事上的需要，按照“司马”的法令，颁发军队作战用的兵器，有军事行动前负责装备战车上的五种兵器。“司戈盾”掌理戈盾等类的兵器，并负责颁发；军旅、 会同时，配给革路、金路副车上的戈盾，装备王所乘车的戈盾，发给“旅贲氏”和虎士戈盾。“司弓矢”掌理六弓、四弩、八矢的形制规格，辨别名号质量，负责弓、弩的保管储藏及收受。有凡军旅起用徒役，按“司马”的法令发给各种所需的弓弩、箭袋。“校人”掌理饲养  训教国家马匹的事务，辨别六种马匹的类别，颁给养马诸官良马饲养驾乘。“趣马”协助“校人”教养良马，调节马的饲料和饮水，按照马的行止进退驰骤的能力择选为六等。“圉师”掌教“圉人”养马，“圉人”负责放牧饲养马匹，听从“圉师”调遣。“巫马”负责饲养有病的马匹，让马驾车，观察它的疾病所在，协助医生用药物治疗马病。“马质”负责买马。

《周礼》的军事意识是全民皆兵。国家有征伐、田役、会同等大事，“县师”“族师”等地方官员接受“司马”所颁布的法令，征集兵士与车辆、旗鼓、兵器及其他一切所需用的器物，将兵士与战车按军 事编制组合，由都家公邑长官率领他们向乡师报到，并负责管理。 《夏官》“叙官”说：“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从这段文字可以知道，《周礼》的军队建制有军、师、旅、卒、两、伍六级组织；军将、师帅、旅帅、两司马各级组织的兵员数量，除了“四两为一卒”之外，其他都是五进制， 一个军有12500人。《周礼》构想的军队建制和军务管理对后世都有深远的影响，后世军队的“军”“师”“旅”“团” “营”“连”“排”的建制，基本上是《周礼》的军队建制的沿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