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翟玉忠 杨惠芬 发布时间: 2026-04-25
经义:
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与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显著不同是:轻重术避免依赖强制性的税收政策,重视通过政府参与市场获取财政资源,因为强制性税收会打击民众的生产积极性,而依托庞大的国家经济为国理财,则能成事于无形。中国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经典《管子·国蓄》指出,给予他好处就高兴,夺取其利益就愤怒,这是人之常情。先王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展现给予利益的一面,而隐藏夺取民众利益的方法,以使民众与君上和谐共处。居室、树木、牲畜、人口等税,是强制征收的,通过国家垄断自然资源等调控商品价格所得之税,是经过谋划索取的。成就王霸之业的君主舍弃强制征收的形式,开发经过谋划所得之税,所以天下百姓都乐于听从。“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可洽于上也。租籍者,所以强求也:租税者,所虑而请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废(废,同“发”,发展——笔者注)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
梁启超对管子的财政经济政策高度评价说:“此管子无税主义之大概也。考其所以持此主义之理由,其一则以为租税妨害国民生产力也,其二则以为租税夺国民之所得也,其三则以为租税贾(贾,这里是招致的意思——笔者注)国民之嫌怨也。此三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即今世言财政学者,亦不能具斥其非也。”(梁启超:《管子传·第十一章》,收入《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西周末年,政府官员尸位素餐,不知为国理财,只知横征暴敛,民困财穷,政治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等待周人的只有灭亡。所以东方的谭国大夫才作《大东》,向周王诉说本国困苦的处境——政令和劳役失去常理,百姓因赋税和劳役而陷入困顿。《毛诗序》云:“《大东》,刺乱也。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
征收财物称为“赋”,征用人力劳作称为“役”。仔细考察经文,主要是在讽刺赋税过重。谭国大夫所在的谭国位于东方,却偏偏承受沉重的劳役,所以经文说“小东”“大东”,《毛诗序》称为“东国”。不直接指“谭”而说“东”,是因为谭国大夫虽在为自己国家抱怨,但周王的政令在东方普遍失误,不只是谭国这样,所以用“东”来泛指。指明“谭大夫”,是为了区别于王朝的大夫。普天之下,没有人不是周王的臣子,但这里必须加以区分,因为这首诗主要陈述谭国等东方诸侯国承受的不公劳役——西方的人则安逸悠闲。
诗第四至第七章写得十分精彩。东方诸国耗尽财力为王贡赋,而幽王却习以为常,不加抚慰。看西方京师之人衣着光鲜,与东人着葛屦履霜形成鲜明对比。看幽王之朝堂,贱人踰制,小人得志,德不配位,不能行政令于天下——犹如天上之织女牵牛,不能织布驾车;亦如南箕北斗,空有箕斗之名,不能簸扬,也不能舀酒浆。只如箕星一味张口伸舌,如斗星举着斗柄欲舀,吞噬和攫取着东方。
《大东》是谭国大夫含泪之作,诗中谭大夫见国人财物被搜刮一空,幽王依旧没有收敛之意,其“厚西薄东”的做法,令大夫忧愤不已。诗人伤感昔日天子厚恩不再,长夜难眠,潸然悲叹,极目星河千古在,宗周王道已沉沦。
经文:
有
虽则七襄,不成
维南有
语译:
煮好黍稷簋盛满,取肉长勺已备好。天子恩厚有德行,贡赋平均如磨石,赏罚无偏如矢直。在位君子践此道,令行百姓多尊奉。回首前事思厚遇,潸然泪下忆往昔。
东方各国赋税重,小敛重赋均自东。织物尽奉织机空,绳索编织夏葛鞋,秋冬穿着踩霜冷。衣着单薄谭公子,受遣送赋周道行。贡税呈交无复礼,我心难过又伤痛。
泉细流少寒又冷,莫要浸湿我柴薪。我王暴虐多征敛,长夜难眠空嗟叹,哀叹辛苦老百姓。辛苦劈好那薪柴,装上车子运回来。怜我辛苦老百姓,应可休息以待差。
东方谭国诸子孙,耗尽国财供王赋,国人劳累无慰问。西方京城子弟们,衣着华美又光鲜。原本低贱撑舟人,也把裘皮身上穿。大夫家臣子弟们,如今显贵任百官。
王政有失多偏颇,有人美酒饮到醉,有人薄酒不得尝。周王任官佩瑞玉,德才不是其所长。银河迢迢挂长空,仰看只有微光明。织女星官成三角,一日七移运行忙。
一日七移看似忙,有西无东不往返,不能织成好纹样。牵牛当空多明亮,不见它能拉车辆。清晨启明升东方,傍晚西方长庚亮。毕星似网挂天上,徒然排列在星辰。
箕星高挂南天上,四星犹如簸箕样,不能用它来簸扬。北斗七星像勺子,不能用它舀酒浆。南方箕星亦如舌,徒然张舌在天上。北斗高高天上挂,四星如柄举西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