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有学者用以中原为重心的天下秩序比附“欧洲中心论”，认为这是一种落后的“中原中心论”。他们没有看到，中国天下秩序的夷夏之别与“欧洲中心论”文（文明）与野（野蛮）之别迥异。后者文明与野蛮之间是二元对立的种族主义划分，是直接为殖民掠夺服务的；夷夏之辨是依据对普遍文明形态——中华礼乐政教的接受程度，二者不是截然对立的，可以互相转化。夷夏之辨的目的也不是对外掠夺，而是区分内外治理方式的不同。进而言之，夷并不是中原华夏的他者，夷夏是一个共生共荣的有机整体。

1840年以前持续四五千年前的中华天下秩序分为三大部分，中央所在的京畿地区、政教所及的行政地区（三代为九州，与京畿地区同属华夏），以及边疆地区四海，即九夷，八狄，七戎，六蛮所居区域。

《毛诗序》云：“《蓼萧》，泽及四海也。”《毛诗注疏》解释说，《蓼萧》主旨是赞颂周天子恩德广布，惠及天下四方诸侯。天子行仁政，四海之内无侵伐之患，四时风调雨顺。《尚书大传》记载越常氏使臣言：“我奉命朝周时国内长者感叹：‘天地间许久未现暴风骤雨之灾了。’”他们猜测中原有圣王在位，故远道前来朝拜，充分体现了天子恩泽远播四海的功绩。全诗共四章，每章前两句描写恩泽广被四海的景象。正因天子德化远播，诸侯国君纷纷前来朝觐，周王设宴奏乐款待，这本身亦是恩泽施及的体现，故诗序以此总括全篇。“作《蓼萧》诗者，谓时王者恩泽被及四海之国也，使四海无侵伐之忧，得风雨之节。《书传》称越常氏之译曰：‘吾受命，吾国黄老曰：久矣，天之无烈风淫雨。’意中国有圣人，远往朝之，是泽及四海之事。经四章，皆上二句是泽及四海。由其泽及，故其君来朝，王燕乐之，亦是泽及之事，故序总其目焉。”

诗首章云：“蓼彼萧斯，零露湑兮。既见君子，我心写兮。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诗中用“蓼然长大”形容艾蒿。它之所以能茁壮成长，是因为上天用美好的露水滋润它，这才生长茂盛。用来比喻四方蛮夷首领能各得其所，各安其位，是由于周天子将恩泽施予他们。这艾蒿本是香草中微末之物，上天并不因它微末就不予滋润。比喻四海诸侯虽是天下体系中地位较低者，周天子也不因其地位卑下就不施恩惠。远方诸侯既蒙天子恩泽，便前来朝见，自称：得以朝见这位有德天子，我心中的郁结烟消云散，不再有任何遗憾。在本国时唯恐无法朝见，如今能来朝见便心满意足了。朝见之后，天子又设宴款待，与他们谈笑欢饮。《毛诗注疏》：“言蓼然长大者，彼萧斯也。此萧所以得长大者，由天以善露润之，使其上露湑湑然盛兮，以故得其长大耳。以兴得所者，彼四夷之君。此四夷之君所以得所者，由王以恩泽及之，使其恩泽丰多，故令其得所耳。然此萧是香物之微者，天不以其微而不润也，喻四海诸侯乃国君之贱者，王不以其贱而不及也。远国既蒙王泽，乃来朝见，自言己既得朝见君子之王者，我心则舒写尽兮，无复留恨。在国恐不得见，今来得见，则意尽也。朝之后，王又与之燕饮而笑语兮。”

《蓼萧》歌咏欢宴诸侯，所以公元前530年宋国大夫华定来鲁国聘问时，鲁昭公设享礼招待并在宴会上为他赋《蓼萧》，但华定也和当代那些以文学解诗者一样，根本不明白诗的主旨，也不赋诗回答。于是鲁国重臣叔孙昭子说：“此人必将败亡。诗中所说宴会笑语不知怀想，宠信和增光不知宣扬，美好的德行全然不知，共同福禄不知酬谢，他凭什么长居此位？”《左传·昭公十二年》：“夏，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昭子曰：‘必亡。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

《诗经》之诗蕴含着中华民族细致入微的人文精神，不知诗亦难知中国矣！

经文：

蓼彼萧斯，零露湑兮。既见君子，我心写兮。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

蓼彼萧斯，零露瀼瀼。既见君子，为龙为光。其德不爽，寿考不忘。

蓼彼萧斯，零露泥泥。既见君子，孔燕岂弟。宜兄宜弟，令德寿岂。

蓼彼萧斯，零露浓浓。既见君子，鞗革忡忡。和鸾雍雍，万福攸同。

语译：

艾蒿长得大又高，枝叶露水晶晶亮。既已见到周天子，我的心情多舒畅。欢声笑语宴嘉宾，感君恩德来颂扬。

艾蒿长得大又高，枝叶露水多又亮。既已见到周天子，蒙王恩宠有荣光。感君有德施恩义，君王恩德永不忘。

艾蒿长得大又高，枝叶露珠润又亮。既已见到周天子，快乐安宁又舒畅。仁厚如兄顺如弟，君王有德享安康。

艾蒿长得大又高，枝叶露珠浓又重。既已见到周天子，饰金马勒多美好。还有銮铃响叮当，世间万福君尊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