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周公平定东方叛乱，奠定周朝基业的贡献如此之大，以至于当时的士大夫都认为成王应充分理解周公——国家礼法制度建设，更要靠周公这样的贤能之士。

《毛诗序》云：“《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毛诗注疏》解释说，《伐柯》这首诗，主旨是赞美周公。毛亨认为，周公摄政时，东征管、蔡、商、奄四国。平定叛乱后仍驻守东方。在完成《鸱鸮》一诗之后，尚未出现“雷雨大风”异象之前，群臣皆知周公辅助成王实现统一天下的心志，但成王仍不理解。因此周大夫作诗赞美周公，借以讽谏成王及部分臣属。经文两章都是讽谏成王不识周公的言辞。“作《伐柯》诗者，美周公也。毛以为，周公摄政，东征四国。既定，仍在东土。已作《鸱鸮》之后，未得雷风之前，群臣皆知周公有成就周道之志，而成王犹未知之，故周大夫作诗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即经二章皆刺成王不知周公之辞。”

诗首章云：“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斧柄是制作家用工具的材料，礼是治理国家的准则。要砍伐斧柄制作工具该怎么办？没有斧头就办不成。以此说明要践行礼法治国该怎么办？没有周公就实现不了。

诗二章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我觏之子，笾豆有践。”制作斧柄的法则并不远，喻指治国之道亦在眼前。为何？手持斧头砍制新柄，正在使用的斧头柄就在手中，比照旧柄即可——旧柄短则新柄短，旧柄长则新柄长，方法就在眼前。比喻治国的准则：在上者善待下属，在下者侍奉尊长，道理本就浅近。懂得礼法的君子，以恕道治国，从自身推演法则，无需远求。能做到这点的唯有周公。若能亲见周公以礼治国，便可见笾豆等礼器整齐陈列井然有序。《毛诗注疏》：“毛以为，伐柯之法，其则不远，喻治国之法，其道亦不远。何者？执柯以伐柯，比而视之，旧柯短则如其短，旧柯长则如其长，其法不在远也。以喻交接之法，愿于上交于下，愿于下事于上，其道亦不远也。言有礼君子，恕以治国，近取诸己，不须远求。能如是者，唯周公耳。我若得见是子周公，观其以礼治国，则笾豆礼器有践然行列而次序矣。”

后世常以“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说明尽心为人、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无论内养还是外用，都要先做到立基立中，内求诸己。一味外求，无论内养怨天尤人，还是外用侵略掠夺，都不可能长久。《礼记·中庸》引孔子的话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睨，nì，斜视——笔者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改而止，是说要有错就改——笔者注）。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韩诗外传》也曾引用《伐柯》，论个人修养的四个主要方面：“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恶”“适情性”——能够推究天命，就不会受到灾难和幸福的迷惑，不受灾难和幸福的迷惑，那么或动或静都能够合乎道理。能够治理好自己的用心方法，就不会无缘无故地高兴或者发怒，不无缘无故地高兴或者发怒，那么赏罚就不会有所偏私。管理好自己爱好和厌恶之情，就不会贪求一些没有用的东西，不贪求没有用的东西，就不会因这些事物而损害自己的天性。调试好性情，自己的欲望就不会超过一定的节制，欲望不超过一定的节制，就能够修养自己的天性而感到满足。这四种修为不需要向外面寻求，也不需要别人的帮助，通过反省就会知道，它们本来就存在于自身。做人是为了能使别人感到幸福快乐，能够行为都符合仁德和道义，做事成为他人的准则。《韩诗外传·卷二》：“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恶，适情性，而治道毕矣。原天命则不惑祸福，不惑祸福则动静修。治心术则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则赏罚不阿。理好恶则不贪无用，不贪无用则不害物性。适情性则不过欲，不过欲则养性知足矣。四者不求于外，不假于人，反诸己而存矣。夫人者，说（说，通悦——笔者注）人者也，形而为仁义，动而为法则。《诗》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

经文：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我觏之子，笾豆有践。

语译：

要砍斧柄怎么办？没有斧子砍不成。要想娶妻怎么办？没有媒人娶不成。要想治国怎么办？制礼作乐唯周公，不行礼法国难宁！

砍斧柄啊砍斧柄，斧柄就在手里面。我见周公礼治国，犹如笾豆列井然。治国之法本不远，周公制礼又作乐，一统天下万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