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礼记·大学》开篇论“三纲”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以止于人伦之善为本，以显明其至高德行为末，亲民是其中的关键。

宋代朱熹《大学章句》以“明明德”为本，以“止于至善”为末，并改“亲民”为“新民”，可谓颠倒“大学之道”矣。实际上，《大学》原文也是先解释“止于至善”，再解释“明明德”。鉴于《大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将其经文内容分析如下：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总论“三纲”，在《大学》中，“在”也有先、先要的意思，见下文“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所以“三纲”展开亦可以写作：“大学之道，先明明德。欲明明德者，先亲民。欲亲民者，先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先论“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显然“止于至善”为起点。）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首次强调“本末”。）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再论“明德”之理。显然，“明明德于天下”即“平天下”，这是圣贤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再次强调“本末”。这里“修身为本”的“修身”，指五行学派包含于“天道之德”中的“人道之善”——仁义礼智四种德行，孟子所说的修身“四端”，即仁义礼智的起点、发端。）

《大学》先论“止于至善”，再论“明明德”，本身就意味着前者为本，后者为末，而“亲民”是连接二者的关键，唐代孔颖达《礼记注疏》解释说：“‘在亲民’者，言大学之道，在于亲爱于民。”

《羔裘》则讽刺了晋国那些不亲民、不爱民的晋国官员。《毛诗序》云：“《羔裘》，刺时也。晋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位居要职的大臣本应辅佐君主治理国政，帮助君主分担百姓的忧患，可他们却对百姓心怀恶意，既不关心民众疾苦，也不与百姓亲近，故而作诗讽刺。《毛诗注疏》“刺其在位不恤其民者，谓刺朝廷卿大夫也。以在位之臣，辅君为政，当助君忧民，而怀恶于民，不忧其民，不与相亲比，故刺之。”

诗首章云：“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岂无他人？维子之故。”古之贤大夫身着羔裘，配以豹饰，羔裘喻指德行纯洁，节俭正直。豹饰喻指孔武有力，能主持正义，击退敌人。然而晋国卿大夫徒着羔裘，既无羔裘所喻之德，又无豹饰所喻之威。内不能以德辅助君主，外不能威武退敌，还对百姓傲慢无礼，做“居居”“究究”之态。可难能可贵的是，晋国百姓尚能守唐尧遗风，情笃念旧，不忍离去。

《毛诗注疏》认为，《邶风·北风》讽刺暴政时，说“携手同行”；《魏风·硕鼠》讽刺贪腐时，说“适彼乐国”，表达的都是想要振翅高飞离去，毫无留恋。而此诗却追念旧日恩情，不忍心归附他国，其情感如此深厚真挚，正是唐地遗留的淳朴民风。说明这里还保留着帝尧教化的遗泽，所以风俗才能这般淳厚。“《北风》刺虐，则云‘携手同行’；《硕鼠》刺贪，则云‘适彼乐国’，皆欲奋飞而去，无顾恋之心。此则念其恩好，不忍归他人之国，其情笃厚如此，亦是唐之遗风。言犹有帝尧遗化，故风俗淳也。”

圣人流风遗泽如此，吾辈敢不重视圣贤经典！

经文：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岂无他人？维子之故。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岂无他人？维子之好。

语译：

身着羔裘配豹袖，举止傲慢不亲民。岂无贤人能投奔？只因顾念故旧恩。

身着羔裘配豹袖，盛气凌人不恤民。岂无贤人能投奔？只因顾念旧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