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史记·儒林列传》在记述经学流源时仅上溯至西汉初年，这导致后世对先秦经学的传承脉络与传播样态缺乏清晰认知。随着诸多战国《诗经》版本的问世，今天我们知道，战国时代《诗经》学同子学一样，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形态，远远超过齐、鲁、韩、毛四家的范围。各种版本的《诗经》不仅存在大量异文，编排次序也多有不同。

目前我们能看到的《蟋蟀》，除了传世本，还有《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耆夜》中收录的《蟋蟀》和《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诗经》中收录的《蟋蟀》。后者《蟋蟀》在《魏风》中，且第一、二章顺序与《毛诗》相颠倒。

这可能是因为古代唐、魏皆在晋地，二地风俗亦相近。唐为尧之旧都，位于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是周成王之弟姬虞的封国。叔虞死后，其子燮即位，徙迁晋水之旁，将国号由“唐”改为“晋”。

唐风有诗十二篇，首篇《蟋蟀》讽谏僖公，为僖公诗，《山有枢》《扬之水》《椒聊》《鸨羽》《绸缪》《杕杜》《羔裘》为昭公诗。《无衣》《有杕之杜》讽刺武公，为武公诗。《葛生》《采苓》讽刺献公，为献公诗。《蟋蟀》所讽刺的僖公，当为晋第七位国君，又称晋釐侯，姬姓，名司徒。晋僖侯是晋靖侯之子，晋献侯之父，公元前840年至公元前823年在位。

《毛诗序》云：“《蟋蟀》，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虞，通娱——笔者注）乐也。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远，俭而用礼，乃有尧之遗风焉。”《蟋蟀》是讽刺晋僖公的，由于僖公过分节俭，对属下苛刻，不合礼制规范，所以作《蟋蟀》一诗来表达哀悯之情，希望他能趁着年终闲暇之时，依礼制适度享乐。正因为他过于节俭，所以才劝他适当娱乐。又担心享乐过度，有违礼法，故而又强调“依礼节制地娱乐”。诗三章前四句劝“及时行乐”，后四句强调“依礼节制地娱乐”。序又解释了为何将晋国称为“唐”的原因。是采诗的太师通过考察音乐主旨，推究当地的风俗民情，发现其忧思深远、节俭而能守礼，颇有唐尧时代的遗风，因此命名为“唐”。

《毛诗注疏》：“作《蟋蟀》诗者，刺晋僖公也。由僖公太俭逼下，不中礼度，故作是《蟋蟀》之诗以闵伤之，欲其及岁暮闲暇之时，以礼自娱乐也。以其太俭，故欲其自乐。乐失于盈，又恐过礼，欲令节之以礼，故云以礼自娱乐也。欲其及时者，三章上四句是也。以礼自娱乐者，下四句是也。既序一篇之义，又序名晋为唐之意。此实晋也，而谓之唐者，太师察其诗之音旨，本其国之风俗，见其所忧之事，深所思之，事远俭约而能用礼，有唐尧之遗风，故名之曰‘唐’也。”

蟋蟀随季节变化或在野外，或在室内。蟋蟀在堂，时令正是九月，农事已毕，岁末将至，诗人劝僖公及时行乐，此时不必保持着农事劳累时的严苛，时令变了，为政之方式也要变化。蟋蟀尚懂得此时在户外已难以生存，要入堂下享受温暖，何况人呢？昔尧之所以俭约，是因为当时天下洪水肆虐，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所以只能削减礼仪来救民于困境。

总之，为政须应时当务，这才是真正的中庸之道！

经文：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已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语译：

九月蟋蟀进堂屋，一年匆匆将岁暮。如今我君不行乐，光阴太快留不住。行乐有节不过度，要思礼乐以自持。君若好乐莫太过，当如贤士善自警。

九月蟋蟀进堂屋，一年匆匆将岁暮。此时我君不行乐，时光如梭停不住。行乐有节不过度，要守礼乐不僭越。君若好乐莫太过，当如贤士勤国事。

九月蟋蟀进堂屋，农功无事役车休。如今我君不行乐，日月如梭不停留。行乐有节不过度，逾礼荒淫最堪忧。君若好乐莫太过，当如贤士乐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