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本篇标题“玉佩”、开篇“玉者”，诸本或作“王佩”“王者”，都是说执政者佩玉以喻德，所以用玉来作装饰。《周书序》云：“玉者德以饰躬，用为所佩。”

这个世界上，很少有族群如中国人这样，如此爱玉，如此喜欢佩玉。所以早期到中国的西方人对此感到相当吃惊。19世纪上半叶长期生活在中国的美国商人亨特（William C. Hunter）的《旧中国杂记》中，专辟《玉石》一章讨论这个问题。亨特写道：“中国人至少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就认识了玉，并且给予高度的评价。玉被认为有多种优良的品质，被看作所有美德的象征。来到广州的客人肯定会对纯净的玉值那么多钱而感到吃惊。一块不大不小的玉制饰物竟值数千元之巨。”（亨特：《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冯树铁、沈正邦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0页）

子贡曾经对世人看重玉而轻视似玉的石头珉（mín）感到困惑，他认为物以稀为贵，于是就问孔子，这是因为玉数量少而珉数量多吗，孔子回答：“不是因为珉多就轻视它，也不是因为玉少就看重它。从前君子都是拿玉来比喻美德：玉温厚而又润泽，好比仁；细密又坚实，好比智；有棱角而不伤人，好比义；玉佩垂而下坠，好比礼；轻轻一敲，玉声清脆悠扬，最后戛然而止，好比动听的音乐；既不因优点掩盖缺点，也不因缺点掩盖优点，好比忠诚；光彩晶莹，表里如一，好比言而有信；宝玉所在其上气如白虹，好比与天息息相通；产玉之所草木丰美，好比与地息息相通。圭璋作为朝聘时的礼物不加束帛单独使用，这是因为玉的美德。普天之下没人不看重玉之德，这就好像没有人不看重道一样。《诗经》上说：‘想念君子啊，他就像玉那样温文尔雅。’所以君子珍视玉。”《礼记·聘义》：“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䃉（䃉，同珉，似玉的石头——笔者注）者何也？为玉之寡而䃉之多与？’孔子曰：‘非为䃉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刿，guì，刺伤，割——笔者注），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本文则从君子佩玉引出安邦治国之道，中国古典政治学的主体是黄老道家、法家，所以学者们早就注意到其有明显的黄老道家色彩。（牛鸿恩：《新译<逸周书>》，台湾三民书局2015年版，第676页）《逸周书·玉佩》以民为本，重时势的思想，同黄老经典《黄帝四经》如出一辙。比如《黄帝四经·经法·君正》说：“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节。知地宜，须时而树。节民力以使，则财生。”

甚至，《黄帝四经》的重要用语也与本篇相同，比如说《黄帝四经·经法·君正》有“号令合于民心，则民听令。兼爱无私，则民亲上。”本篇有“德在利民，民在顺上”“胜大患在合人心”。

经文：

玉者所佩在德，德在利民，民在顺上。合为在因时，应事则易成。谋成在周长，有功在力多。昌大在自克，不过在数惩。不困在豫慎，见祸在未形。除害在脆断，安民在知过。用兵在知时，胜大患在合人心。殃毒在信疑，孽子在听内。化行在知和，施舍在平心。不幸在不闻其过，福在受谏。基在爱民，固在亲贤。祸福在所密，利害在所近。存亡在所用，离合在出命。尊在慎威，安在恭己，危亡在不知时。见善而怠，时至而疑，亡正处邪，是弗能居。此得失之方也，不可不察。

语译：

佩玉是以玉比德，施德之本在于服务人民，为民之道在于拥护君上。行事合宜，在于顺应时势；把握时机，更易成就事功。谋划成事，在于周密长远；建立功业，在于实力雄厚。昌盛强大，在于战胜自我；避免过失，在于常作警戒。免受困厄，在于预判谨慎；洞察灾祸，在于防患未然。消除祸害，在于当机立断；安定百姓，在于知过改过。用兵决胜，在于把握战机；攻克难关，在于凝聚民心。遭殃遗祸，在于迷信奸佞；内乱滋生，在于偏听近宠。教化流行，在于调和人我；施恩济困，在于持心平正。遭受不幸，在于拒绝批评；获得幸福，在于虚心纳谏。为政之基，在于爱护百姓；江山之固，在于亲近贤能。是祸是福，在于亲密何人；是利是害，在于亲近何臣。国家存亡，在于任用何才；民心聚散，在于政出何令。尊贵在于慎用威权，安定在于谦恭自持，危亡在于不识天时。见善行却懈怠不为，时机至而犹豫不决，背离正道陷于邪途，如此则无法守住基业。此为治国得失的根本法则，不可不深察明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