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传世经典中关于《大学》《中庸》的参考资料太少，宋以后学人在解释这两大经典时产生严重误读。天降鸿文，1973年以后，随着思孟学派其他经典——楚简《五行》和《性自命出》等的问世，我们才得以弄清《大学》《中庸》的基本概念体系，纠正了先贤的错误。

如同楚简《五行》有助于理解《大学》的概念体系，《性自命出》对于理解《中庸》的概念体系也十分重要。地不爱宝，与《五行》一样，《性自命出》也曾两度出土，即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与1994年上海博物馆入藏的战国楚竹书《性情论》，前者显然是更好的传本。

所以，我们依《性自命出》的概念体系，对《中庸》首章及其核心思想进行重新解读。朱熹《中庸章句》认为，《中庸》首章是子思阐述圣人所传思想的根本，而其余的章节，都是子思引述孔子的话或自己立言阐发首章的内容。

《中庸》首章全文如下——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一、“性即理”与“性即气”

第一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汉人的解释较为质朴，但有的地方让人难以捉摸。郑玄注带有浓重的汉代五行学色彩，由于去古不远，所以更合乎《中庸》本义。他写道：“天命，谓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孝经说》曰：‘性者，生之质命，人所禀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谓道。修，治也。治而广之，人放效（放效，模仿，效法——笔者注）之，是曰教。”依《孝经说》，性，是人生来就具备的内在特点和禀赋，是每个人所承受、获得的天性特质。

唐代孔颖达《礼记注疏》进一步阐释说：“‘天命之谓性’者，天本无体，亦无言语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贤愚吉凶，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天命。老子云：‘道本无名，强名之曰道。’但人自然感生，有刚柔好恶，或仁、或义、或礼、或知（知，通智——笔者注）、或信，是天性自然，故云‘之谓性’。”

到了朱熹那里，性却成为与人欲相对立的天理，且性是善的。《中庸章句》一言以蔽之：“性，即理也。”这是与气不同的理。他说，命，如同下令。性，就是理。天用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因此成为形质，理也就同时赋予了，如同命令一般。于是人和物的产生，借助各自得到的天所赋予的理，用来形成了乾健、坤顺、五常具备的德行，这就是所说的本性。《中庸章句》：“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

而通过思孟学派的核心经典《性自命出》，我们知道宋儒的解释是错误的。因为性即气，且性有善恶。从这一点上说，汉唐儒者将性解释为“有刚柔好恶”的自然气性更贴切。《性自命出》：“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取，引发，促发——笔者注）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势也。”

另外，与《性自命出》同时出土的《郭店楚简·语丛二》中有大量关于性、情、欲的论述，可与《性自命出》相互参考。比如上面说：“情生于性，礼生于情，严生于礼，敬生于严。”“欲生于性，虑生于欲，倍生于虑，争生于倍，党生于争。”“恶生于性，怒生于恶，胜生于怒。”“喜生于性，乐生于喜，悲生于乐。”“智生于性。”

天理、性即理、性善论是宋明理学的核心范畴，可以预料，其基础概念的崩塌将会对中国文化思想史产生重要的影响。

强调因人的性情修养教化，则是先贤共同的主张。《性自命出》指出，天下的万物都是不同的，刚硬的东西可以树立用来作柱子，是取其刚硬的特点；柔软的东西用来捆东西，是取其柔软的特性。但是天下人的性是相同的，后来心志品性各有不同，是教化积习导致的。“凡物无不异也者，刚之树也，刚取之也。柔之约，柔取之也。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

二、慎独不是“存天理灭人欲”

第二段：“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对于“道”的解释。郑玄是从人日常的行为——人道出发，阐述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修养要从微小、独居处入手的道理，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诚的境界。他说：“道，犹道路也，出入动作由之，离之恶乎从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也。君子则不然，虽视之无人，听之无声，犹戒慎恐惧自修正，是其不须臾离道。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为不见睹，不见闻，则必肆尽其情也。若有佔听（佔听，偷听、窥察——笔者注）之者，是为显见，甚于众人之中为之。”（《礼记注疏·中庸第三十一》）

郑玄的解释仿佛是《大学·诚意章》的翻版：“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厌然，躲躲闪闪的样子——笔者注），掩其不善，而著其善。”

而朱熹基于“性即理”，在解释此段时多从内在心性、天理观念出发。但朱熹当并不知道西汉帛书《五行》发展出“独也者，舍体也”“舍其体而独其心”之类抽象概念。《中庸章句》：“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隐，暗处也。微，细事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几，事物发生变化的隐微征兆——笔者注）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在此得到了充分阐发。他们认为慎独功夫的关键就是“存天理灭人欲”！

《性自命出》在强调“唯人道可道（道，通导——笔者注）也”、人事的同时，也重视慎独，“独处”，认为只有真诚行事，事事发自内心之诚，不自欺欺人，方能达到独处而乐的境界——这是一种内心永恒的安乐。作者“以情言诚”，文中的“情”是诚的意思。【1】

《性自命出》指出，人的真诚是令人喜爱的，如果真诚行事，即使有过错，也不易招致别人的厌恶。如果不能真诚行事，即使行人所难行，也没有什么可贵之处。能真诚行事，即使他还没付诸行动，别人也会信任他。不待发言而后见其信德，这是由于他有淳美的真诚之心。君子未施教于民而人民有永远向善之心，这是由于他人性至善。没有给予赏赐，人民却尽力而为，这是因为其行为合于道，无所不顺，无所不备。未对人民施予刑罚，人民却敬畏有加，这是因为他对人民有敬畏之心。地位低下而人民却尊重他，这是因为他有德行的缘故。不富裕人民却能聚集到他身边，这是因为他有道之故。自己独处仍然安乐自在，这是由于礼义规范形成于内心。“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未言而信，有美情者也。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未赏而民劝，含福者也。未刑而民畏，有心畏者也。贱而民贵之，有德者也。贫而民聚焉，有道者也。独处而乐，有内礼者也。”

请注意，“独处而乐，有内礼者也”，是东西方先哲共通的观念。他们普遍认为，真正的自由源于对社会规范的自觉遵守，“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而非如自由主义一样努力挣脱各种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那样带来的不是自由，是各种形式的奴役！【2】

三、“中庸”即“时中”

第三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中，此处读作去声，是正好符合的意思——笔者注）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对于此段，郑玄的解释过于简短：“中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乐，礼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致，行之至也。位，犹正也。育，生也，长也。”（《礼记注疏·中庸第三十一》）

到了朱熹那里，中则成了性、天理、道体，且与至静的、神秘的天人合一相联系。《中庸章句》：“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无适不然，意为没有何处不如此——笔者注），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

甚至，与内心紧密联系的外物，在朱熹那里都不再重要了。他接着写道：“此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初非有待于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

《性自命出》言心，多与物相联系。谈到喜怒哀乐，则说：“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这里的性，依赖心的引发作用。作者认为：“金石之有声，弗扣不鸣；人之虽有性，心弗取不出。”

可见，《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的“中”，也与心相关。这涉及“中庸”之词的本义。古代“中”多指心的意思；《郭店楚简·语丛一》有：“天生百物，人为贵。人之道也，或由中出，或由外入。由中出者，仁、忠、信。由（外入者，礼、乐、刑）。”【3】另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还有《心是谓中》一篇；“庸”，则是用的意思。“中庸”的本义为心之用，用心之道，也就是《性自命出》所说的心术：“凡道，心术为主。道四术，唯人道为可道也。”

郑玄解释“中庸”更重视它用的一面：“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朱熹则将“中庸”解释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结果，朱熹的观念又被后人庸俗化，认为中庸就是“三条大路走中间”的骑墙主义——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悲剧！

其实，对于中庸的境界，《中庸》中孔子的解释最为精当：“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中庸即时中，随时做到恰到好处，也就是孟子称赞孔子的“圣之时者”。他还举具体事例说，孔子离开齐国的时候，不等把米淘完就走了；离开鲁国时却恋恋不舍地说：“我们慢慢走吧，这是离开父母之邦啊！”应该快就快，应该慢就慢；应该隐居就隐居，应该做官就做官。这就是孔子。《孟子·万章下》：“孔子之去齐，接淅（接淅，淘米——笔者注）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在孟子心中，孔子中庸的圣境超越伯夷的“圣之清（清高）者”也，伊尹的“圣之任（任事）者”也，柳下惠的“圣之和（随和）者”也——时中，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智慧、生命境界啊！

注释：

【1】翟玉忠：《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109页。

【2】相关论述可参阅帕特里克·德尼恩：《自由主义为何失败》，新星出版社2024年版。

【3】括号内文字是李零先生据文义补，见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