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由善行开始，做到“至诚”，正确路线是制心一处、认主独一、惟精惟一，所以中国古人重视“慎独”，即在任何情境下都一心一意，不自欺欺人。《佛遗教经》则说：“制心一处，无事不办。”

做到心意真诚，首先要不自欺，要像厌恶腐臭的气味一样，要像喜爱美丽的女人一样，一切都自然发于内心。所以，君子要时时处处自省其心。品德低下的人在私下里无恶不作，一见到品德高尚的人便躲躲闪闪，掩盖自己做的坏事，炫耀自己做的好事。殊不知，别人看你，就像能看见你的心肺肝脏一样清清楚楚，掩盖又有什么用呢？因为内心的真实一定会表现到外表上来。所以，君子要时时处处自省其心，在任何情况下表里如一。《礼记·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谦，通“慊”，qiè，心安理得——笔者注）。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马王堆帛书本《五行》解释“慎其独”时，直接指出所谓慎独，就是仁、义、礼、智、圣五者不再分别，谨慎地自省其心。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专一，使诸行归于真心，事事合宜，合于天道。上面说：“慎其独也者，言舍夫五而慎其心之谓也。独然后一，一也者，夫五为一心也，然后得之。一也，乃德已。德犹天也，天乃德已。”

《荀子·不苟篇》论“至诚之道”时，也谈到“慎独”，专心一志的重要性，以及至诚“赞天地之化育”的伟大影响力。荀子指出，君子保养身心没有比真诚更好的了，做到了真诚，那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只要守住仁，奉行义就行了。真心实意地坚持仁爱，仁德就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仁德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就显得神妙，显得神妙，就能教化别人了；真心实意地奉行道义，就会明了事理，明察事理就能改造别人了。改造教化共同作用，这就犹如天地一般。上天不说话而人们都推崇它的高远，大地不说话而人们都推崇它的深厚，四季不说话百姓都知道春、夏、秋、冬的变换，这些都是遵循常法因而达到了真诚守信。君子有了极高的德行，虽沉默不言人们也都明白；没有施舍人们却亲近他；不用发怒就很威严。这是顺从天命而能谨慎自省的原因。君子改造世界的方法是这样的：如果不真诚，就不能一心一意；不能一心一意，就不能表现出真正的力量。不能表现出真正的力量，即使自己想做，声色俱厉，世人仍不会信服；即使表面上信服也会犹豫不决。即使如天地一样大，不真诚也不能养育万物。“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君子至德，嘿（嘿，同默——笔者注）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

这种“慎独”“精一”的功夫可以上溯到夏商周三代以前。《古文尚书·大禹谟》记载舜帝对大禹的嘱托：你要知道，人要时刻戒惧自省，才能成就微妙道心，只有精诚专一，才能真正找到正确道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另外，商初的《古文尚书·咸有一德》屡屡强调“一德”，究其本义就是一心一意地行善政，服务天下苍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荀子·解蔽篇》引用时称源于古《道经》。荀子还强调了生产生活和社会治理中“精一”的重要性，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内养外用、修身理国一以贯之的特点。《解蔽篇》论证说，古代爱好文字的人很多，只有仓颉一个人名传后世，这是因为他用心专一啊；喜欢种庄稼的人很多，但只有后稷一个人名传后世，是因为他用心专一啊；爱好音乐的人很多，但只有夔一个人名传后世，是因为他用心专一啊；爱好道义的人很多，只有舜一个人名传后世，这是因为他用心专一啊。倕制造了弓，浮游创造了箭，而羿善于射箭；奚仲制造了车，乘杜发明了用四匹马拉车，造父精通驾车。从古到今，还从来没有过一心两用而能专精的人。“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好乐者众矣，而夔独传者，壹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于射；奚仲作车，乘杜作乘马，而造父精于御。自古及今，未尝有两而能精者也。”《荀子·修身篇》更明确指出：“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

除了修身要“精一”，在国家治理中也要“执一”，以政治、教化为内核建立稳定的政治重心，这就是中华政教“建中立极”的大一统《春秋》大义，它是中华文化实现持久和平和持续发展的奥秘，也是修身“至诚之道”延展开去的治国之理。用《吕氏春秋·审分》的话说：“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

具体言之，《春秋》大一统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教化层面，二是政治层面。在《吕氏春秋·不二》和《吕氏春秋·执一》中，作者作了细致阐发。

现在很多人喜欢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在中国文化中，除了独立不倚的人格，学术思想还有另外一面，就是适合大一统政治的学术思想统一。以期实现以政统教，以教辅政——教化与政治归于一元、一统。董仲舒认为只有圣人能把万物统一起来，并将万事万物与宇宙根本相联系。《春秋繁露·玉英》：“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所以《春秋》大义从最根本的“元”（本源）出发来确立天道的开端；依据天道运行的规律创制历法，规范君王施政的准则；通过天子正确的治国方略，规正诸侯继位的礼法；凭借诸侯合法有序的继位程序，确保诸侯国内的治理。当这五个层面——本源、天道、王政、诸侯之位、国内治理都得到规范，那么社会教化就能春风化雨般流行，天下大治。《春秋繁露·玉英》：“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

《吕氏春秋·不二》开篇就指出，学术思想不统一，如老子等十家那样各执一端是危险的，不能靠这些来治国，尽管他们都是天下的豪俊。“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治理国家要统一就治理得好，不统一就治理得混乱；统一就平安，不统一就危险。“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不过，作于秦代统一中国前夜的《吕氏春秋》，并没有给出具体统一学术的方法。事实证明，秦朝回归西周“以吏为师”的传统已经不可能，最后只落了个“焚书”的坏名声。

直到汉武帝时期，在董仲舒的建议下，贬抑诸子，复兴《六经》，政治上重视研习《六经》者，为其开利禄之途。“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文化政策才取得成功，并影响中国达两千年之久，直到碎片化的西方学术涌入，大一统的中华学术体系土崩瓦解。

在上武帝的策书中，董仲舒据《春秋》大义建议：《春秋》里所阐述的大一统的思想，是天地间的常道，是古今都适用的义理。现在诸子百家效法不同的治道，人人有不同的主张，各家有不同的系统，学术思想也不相同，因此，君王不好坚持一个治道，法令制度屡次变化，下面的民众则无所适从。我认为凡是不属于《六经》和孔子学说范围内的，统统废除，不使它与正道并行。邪僻不正的思想学说被废除了，然后治理原则可以统一，法律制度就可以明确下来，民众就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了。《汉书·董仲舒》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谊，通义——笔者注）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经学是源，百家是流，“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导致包括儒家在内的百家之学沉沦，中华学术走向空疏化。儒学窄化为经学，儒家成为经学家。直到今天，我们才在“折中百家，表彰六经”的原则下重新整理经学。

大一统的核心是政治上的统一，政治核心的稳定和谐，比社会治理，选拔贤能，军事战争都重要。今天，许多学者张口闭口大谈经济斗争、军事斗争、外交斗争，……就是不谈学术思想统一，政治组织建设，建立稳定的政治重心——“建中立极”。乃至千方百计反对学术思想上的统一，以碎片化的所谓西方“现代”学术为师，这是怎样的愚蠢无知啊，会动摇国本！

《吕氏春秋·执一》也明确提出“一则治，两则乱”，认为国家领袖只有掌握住根本，才能掌控万物。军队一定要有将帅，这是为了统一军队的行动；国家一定要有首脑，这是为了统一国家的行动；天下一定要有天子，这是为了统一天下的行动。所以天子一定要掌握住根本，这是为了权力集中。作者还形象地将治国比喻为驾车，并排驾驭四匹马，让四个人每人各拿一根马鞭，那就连街门都出不去，这是因为行动不统一啊。“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今御骊（骊，并驾——笔者注）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则不可以出于门闾者，不一也。”

《执一》的作者还用魏国大臣吴起、商文的论争说明政治建设的重要性，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因为学术是国家的灵魂和根本，学术思想不统一，是一种致命分裂！事情是这样的，吴起对商文说：“侍奉君主真得靠命吧！”商文不解，问：“您想说什么？”吴起说：“治理全国，教化民众，改变习俗，使君臣之间有道义，父子之间有次序，您跟我比谁更擅长？”商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一旦入朝当臣子，君主的地位就尊贵；一旦交出印玺辞官，君主的地位就轻。这方面您跟我比谁更贤能？”商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兵士战马已经排成行列，战马与人相匹配，马前士兵发起进攻，拿起鼓槌一击，让三军都视死如归，这方面我们谁做得更好？”商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三样您都不如我，职位却在我之上，看来侍奉君主真得靠命啊！”商文说：“好。您问我，我也问问您。世事大变，君主年少，臣下狐疑，百姓也很不安定，遇到这种情况，把政权托付给您呢，还是托付给我呢？”吴起沉默不语，过一会儿说：“托付给您。”商文说：“这就是我身居您之上的原因啊。”《吕氏春秋·执一》：“吴起谓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谓也？’吴起曰：‘治四境之内，成训教，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质（质，通贽，古时初次见面的礼物——笔者注）为臣，其主安重；今日释玺辞官，其主安轻。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马成列，马与人敌，人在马前，援桴一鼓，使三军之士乐死若生，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吴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则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问我，我亦问子。世变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属之子乎，属之我乎？’吴起默然不对，少选，曰：‘与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于子之上已！’”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都需要建立稳定的领导重心，以协调平衡各种利益关系。这种外在治理层面的“大一统”，是印度文化、亚伯拉罕一神教文化所欠缺的——它理应成为中国对世界的重大贡献之一。

中华文化，印度文化，亚伯拉罕一神教文化都要求我们在善行之路上一以贯之，“定于一”，进而达到智慧安乐的境界。用《礼记·大学》中的话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止于至善”，懂得敦伦尽分处处行善才会心存定志，心存定志才能安守职分，安守职分才能身心安乐，身心安乐才能思虑周详，思虑周详才能得其理义智慧。

表面看来，印度文化中崇拜不计其数的神灵，实际上只有一个神灵，即至尊梵，它独一无二，也被称为“一”。和上帝、道一样，无形无象，永恒不变。进而言之，印度文化中的神都是表法、示道的，印度教徒并非偶像崇拜的多神论者。事实上，当崇拜仪式结束，黏土制成的肖像常常被浸在水中销毁。作为神或梵的显化，这些崇拜物只是帮助信众“定于一”，将心意聚焦。斯瓦米·尼伟达南达写道：“通过吉祥物，或湿婆的林伽，以及其他类似的象征物，印度教徒们所崇拜的其实是同一位神。现在，太阳、天空和吉祥物，这些无限永恒的梵显化的小单元，可以帮助我们将自己的心意聚焦于神。我们的心意不能捕捉无限，但是可以想象有限和具体的事物。这就是借助神的有限和具体的显化物更容易念想神的原因。这些显化物叫作象征（pratikas）。他们是神性的表达。通过任何这些形态来崇拜神，就叫作对象征的灵性练习。”【10】

印度文化以多神的形式表达至尊梵的显现，这些神也可以是无形无相的——印度人甚至把伊斯兰教的安拉和基督教的上帝看作至尊梵的人格化身。

而亚伯拉罕一神教却以严厉，甚至狂暴、残酷的形式反对多神的偶像崇拜，强调一神观念——在神的巨大威势中让人们依靠唯一的真神，认主独一，“定于一”，这是亚伯拉罕一神教圣典不变的主题。

过去一百多年来的考古研究表明，《圣经》是基于地中海东部地区诸多古文明的人文遗产，并用之强化一神信仰——从苏美尔人的洪水传说到古代腓尼基沿海城市乌加里特的文献，从古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的法典到埃及的复活神话。

甚至《旧约》中耶和华的许多名号及诸多特征，也源自迦南和腓尼基人的多神教神祇，只是将之“一神化”了。正如美国爱荷华大学古典文化与宗教研究教授罗伯特·嘉吉指出的那样：“耶和华不仅接纳这些神祇的特征（如能操控海洋与河川的‘雅姆’，或者掌控暴风雨、谷物的丰收与人类繁衍的‘巴力’），也接收了这些神祇的名称。简而言之，《圣经》中以许多名号称呼耶和华，乃是因为许多神祇的名称归给了耶和华。因此，当某段经文赞颂埃尔（如《创世纪》第35章第7节或《诗篇》第82篇第1节），读经者便知道埃尔是耶和华的另一个称号。”【11】

亚伯拉罕一神教将人们的心志以更强力的形式“定于一”，它成为占世界近一半人口安身立命的基础，这是怎样伟大的成就啊！遗憾的是，一神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一旦从灵性领域不加辨别地移植到社会政治领域，很容易给别人贴上非人的“异教”标签，并群起而攻之。所有的宗教战争和种族屠杀几乎都与此相关，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如此。

我们有必要站在全球文明的广阔视野下理解亚伯拉罕一神教。它不会消解任何宗教，只会坚定信仰，让信众走上一条与印度文化、中华文化和平共处，充满善行、智慧和安乐的生命之路，那是一条真正通向天主的道路。这让我们想起前不久故去的教宗方济各的名言：“所有宗教都能通达天主。”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圣人不我欺，真理实如是！

人类三大文化体系犹如三束文明之光，色彩各异，又相互包容、光光互照。它们使世界变得更加光明，更加丰富，更加温暖——让全人类共同沐浴在三大文化的灵性智慧之中，这也是笔者阐发超级大统一理论（SGUT）的最终目的。

注释：

【10】斯瓦米·尼伟达南达：《他山之玉——印度文化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63-64页。

【11】罗伯特·嘉吉：《创造圣经的城市》，海南出版社是2017年版，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