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不同于史学实录。后者只是历史记忆，犹如长时段的新闻报道。经学也不同于文学虚构，以抒发个人思想情感为目的。经学的基础可以是神话，可以是诗歌，可以是史实，可以是礼乐，甚至可以是占卜资料，它通过将这些原始资料模式化，树立一种典范，传达超越时代的价值和真理。

这在中国文化中称为“立象尽意”或“因事寓教”，它是一种比书写和语言描述更为高级的表现形式，尽管人类所有的神圣经典都要靠口头或书写流传。孔子谈到《易经》寓圣人教化、宇宙人生大道于六十四卦时说，书面文字不能完全表达作者的语言，语言又不能完全表达人的心意（用当代科学哲学的观念说就是“信息不能代替意识”），那么，圣人用什么办法表达心意呢？他们建构典型形象来表现，比如用六十四卦来全面反映万物的真相，在卦下撰写解释性文辞来表达要说的话，让人会通其中的道理以利用万物，竭力发挥《周易》中蕴含的神妙义理。《周易·系辞上》：“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清代四库馆臣更明确指出，圣贤教化世人、启迪民智，往往通过具体事物、典型形象来传递深意。《诗经》把道理蕴含在诗歌里，《礼经》将规矩蕴含在仪式细节中，《尚书》《春秋》把治国理政的智慧蕴含在史实里，《周易》则把宇宙人生大道蕴含在占卜卦象及相关阐释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总序》：“圣人觉世牖民（牖民，牖，通‘诱’，意思是昌明教化，导民向善——笔者注），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

《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类经学文献，四库馆臣没有提到《乐》，事实上，古代礼乐是不分的，如同《诗经》托物言志，乐也是以音乐教化人，孔子甚至说过：“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

遗憾的是，过去百年来，学人对于《六经》的本质已不甚了了。它们甚至买椟还珠、异想天开地要恢复经学的“本来面目”，比如将《尚书》《春秋》还原为历史，将《诗经》还原为文学诗歌等等。在一本影响很大的《诗经》研究专著中，作者在序言中写道：“《诗经》作为经典，已经被研究了两千多年。而她作为文学艺术的本质却长期地被忽视、被搁置。经学已经走完了它的历史路程，《诗经》应该从‘经’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恢复文学的本来面目了。”【1】

经者，常也，法也。经学表达的是超越具体事实、时间空间的公理，是一个族群安身立命、身份认同的根本。若还原为历史时空中的“具体事实”，经学中蕴含的义理会被消解，其教化功能亦将丧失殆尽。这就如同将一个有生命智慧的人等同于细胞的堆积，这是怎样的愚昧啊！

不仅中国圣人传下来的圣典超越语言文字，立象尽意，托物言志，亚伯拉罕一神教诸位先知和印度教圣人也是这样。

印度圣典的核心是《吠陀经》（The Vedas），同亚伯拉罕一神教《圣经》一样，它宣称是基于神的启示，“Veda”一词源于梵文词根“vid”，字面意思就是“神的知识”。在印度人的观念中，这种神的知识是无限和永恒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与宇宙本身共存亡。但 《吠陀经》却是由人记录并流传下来的，印度先知们在不同的时代发现了真理本身。

印度人世代口口相传、长年层累而成的《吠陀经》，共分《梨俱吠陀》《娑摩吠陀》《耶柔吠陀》《阿闼婆吠陀》四大类，每类又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本集》和《梵书》，前者基本上是咒语的颂词，后者则详述这些颂词的含义及实践方法。

同中华文化《六经》一样，《吠陀经》以及印度文化中数不清的神都是立象尽意、因事寓教。谈到《梵书》中大量神话传说和史诗的本质，以及它们为难以言说的灵性真理投上的美丽色彩，印度思想家斯瓦米·尼伟达南达（Swami Nirvedananda，1893-1958年）写道：“神话旨在通过格言与可敬的榜样，激励人们将自己的生命努力投向最高的理想。它包括故事、寓言、传说，有的有历史根据，有的没有历史根据。有些是讽刺性寓言，有些充满了诗性意象，有些是从前的传说事件。然而，通过它们，印度教的抽象的极其微妙的理念才得以成功地传达给大众。抽象的教义在故事的外衣下变得有形有相、生动有趣，令人印象深刻。”【2】

不仅印度的《吠陀经》，包括《旧约》在内，亚伯拉罕一神教诸多神圣经典形式上也是立象尽意、因事寓教，它们既不同于虚构的文学，又不同于实录的历史，而是通过整合地中海东部地区广泛流传的历史文献、神话传说，表达超越自我和人生的价值真理——超时空的神圣启示。

对于《旧约》的第一部分，也是最基础的部分摩西五经《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学界普遍认为它由四个不同的部分组成，绝非成于摩西一人之手，每个部分又有不同的来源。根据相同材料的重复，对以色列神称谓的不同，不同的行文立场和视角，词汇的区别和文学手段的变化，以及编辑过程中留下的痕迹，大致可分为四大来源：一个是“亚卫派”的叙事文（Yahwist，缩写成J），完稿于公元前十到九世纪；二是“神派”的作品（Elohist，缩写成E），完稿于公元前九世纪；三是“申命派”的申命记（Deuteronomist，缩写成D），成书于公元前七世纪；四是“祭司派”的资料（Priestly document,缩写成P），成书于公元前六到五世纪。

过去一百多年来圣经考古学的研究也表明，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入侵迦南等事件没有任何考古学证据，甚至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显得不合情理。以色列考古学家芬克斯坦（Israel Finkelstein，与Neil Asher Silberman合著开创性著作《圣经出土：考古学对古代以色列的新视野及其神圣文本的起源》）认为，公元前586年，犹大国被新巴比伦灭掉，以色列大批精英被强制迁到巴比伦。亡国的屈辱，背井离乡的凄楚，以及自身的弱小无力形成对外族的极度仇视，《圣经》编纂者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托“公元前十三世纪战争的早期历史”以言志，打造对神的坚定信仰，构建以色列人的身份认同。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近东考古和人类学教授威廉·丹佛（William Dever）长期在巴勒斯坦从事田野考古工作，也是一名《旧约》研究专家。他谈到《旧约》故事到底有没有可信之处时说：“答案是，有些方面可信，而有些则不然。换句话说，《圣经》作者想要扩展那些事件的意涵，以提示其意义。我们现代人会说，等一下，我们想知道真正发生过什么？所以对我们来说，不管是不是怀疑论者，总会有个问题：全然虚构的故事也能教化人吗？我的答案是：能！《圣经》不必字字真实，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真实。”【3】

2017年，丹佛教授出版了《超越文本：考古学对古以色列和犹大的描述》（Beyond the Texts：An Archaeological Portrait of Ancient Israel and Judah）一书，他将《旧约·约书亚记》中曾经发生征战的地点全部列出，然后一一注明是否进行过现代考古挖掘、是否出现被毁的痕迹，以及根据考古研究所确定的被毁年代，发现《约书亚记》中记有三十四个地点曾被攻克或毁灭，但只有三四处有明显被破坏的痕迹，有可能被以色列人攻占——这也只是“可能”。也就是说，《约书亚记》中记载的以色列人对迦南的血腥屠城并不存在，而是为了因事寓教，是表法而非实事。

注释：

【1】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序言，中华书局1991年版。

【2】斯瓦米·尼伟达南达：《他山之玉——印度文化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48页。

【3】PBS纪录片：《大卫王国：以色列人的传奇》第一集，网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x411275S/?vd_source=7bd3312d933504035c126a92754b83a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