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魏为周初的姬姓封国，其地本是舜禹故都，在禹贡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位于今山西芮城东北。

公元前661年（周惠王十六年），晋献公灭魏，将其地赐给大夫毕万，之后魏竟成一方强大诸侯。对于毕万的身世，《史记·魏世家》有载：毕公高为文王姬昌十五子，武王伐纣，受封毕地，后来失去封地，子孙沦为平民，有散居中原的，也有流落边地的。其中有毕万，在晋献公朝中任职。“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苗裔曰毕万，事晋献公。”

郑玄《诗谱》认为《魏风》始作于公元前八世纪末的东周初年，周平王、周桓王时代，并指出《魏风》之《葛屦》至《十亩之间》写的是一任国君，《伐檀》《硕鼠》写的是另一任国君。这样划分的依据是，前五篇讽刺吝啬，后两篇抨击贪婪，内容取向不同，故判定为不同国君。可能是父子或祖孙关系，但已不可考。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鲁国乐工为季札演唱《魏风》时，季札赞叹道：‘美哉！宏大而婉转，俭朴而易行，若能用德行来辅助，必成明君。’但这些诗篇都是讽刺国君的，季札却加以赞美，其实是称赞《魏风》保留着俭约的传统，只是国君缺乏德教引领，过分节俭才招致诗人讽刺。《毛诗注疏·魏谱》：“（郑玄云）‘《葛屦》至《十亩之间》为一君，《伐檀》《硕鼠》为一君。’知者，以上五篇刺俭，下二篇刺贪，其事相反，故分为异君。或父祖，或子孙，不可知也。案襄二十九年《左传》，鲁为季札歌《魏》，曰：‘美哉！大而婉，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为明主也。’此诗并刺君，而季札美之者，美其有俭约之余风，而无德以将之，失于太俭，故诗人刺之。”

无德行礼仪规范的风尚很难中正。《魏风》首篇《葛屦》可说是季札评论的一个注脚。《毛诗序》云：“《葛屦》，刺褊也。魏地狭隘，其民机巧趋利，其君俭啬褊急，而无德以将之。”魏国土地狭小，老百姓好投机取巧，追逐利益，魏君吝啬，心胸狭隘，性情急躁，又不能以德政安抚引领百姓。

诗首章云：“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缝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毛诗注疏》解释说：魏国的风俗崇尚功利。诗中说夏天穿的葛草鞋，魏国人贪图它便宜，到了冬天还说它能踏寒霜；描写初嫁女子纤细的手，魏国人贪图她们的劳力，新嫁娘刚过门就让她缝制衣裳。诗人进一步讽刺魏国风俗：衣领这些体面的部位让初嫁的女子来制作；而下裳本是贴身衣物，却也让新媳妇缝制，可见其功利之风何其严重。“魏俗趋利，言纠纠然夏日所服之葛屦，魏俗利其贱，至冬日犹谓之可以履寒霜；掺掺然未成妇之女手，魏俗利其事，新来嫁犹谓之可以缝衣裳。又深讥魏俗，言䙅之也，领之也，在上之衣尊，好人可使整治之。裳乃服之亵者，亦使女手缝之，是其趋利之甚。”

按照当时的礼仪，初嫁女子不做女红，三月庙见之后方可做纺织、缝纫等家务。可是，趋利的魏人不仅到了冬天还穿着葛屦，还违礼让一位举止优雅的初嫁女缝下裳。难怪季札感叹，“以德辅此，则为明主也”——魏君无德相辅，不能引领国人，所以才俭约到了吝啬的程度。

经文：

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缝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维是褊心，是以为刺。

语译：

葛麻编织夏凉鞋，怎说它能御寒霜？有女初嫁素手纤，岂能违礼缝下裳？若说衣带和衣领，新妇犹可素手缝，怎忍由她缝下裳？

新妇初嫁人端庄，举止得体人安详，象牙簪子戴头上。魏君狭隘太吝啬，不行德教作诗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