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是孔子的老学生，长期陪侍孔子。他曾回忆说，孔子很少言及人性与天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篇》）

但在战国秦汉时期，一个儒家学派大力阐发人性与天道，这就是由孔子嫡孙子思所开创的五行学派，也称思孟学派。这里的“孟”，指孟子，因为孟子曾向子思的弟子学习，并将其学说发扬光大。

最早提及思孟学派的是战国末期的大儒荀子。荀子以指点学术江山的气魄，对当时的六种学说，十二个代表人物进行了批判。谈到五行学派时他说：粗疏地效法古代圣明的帝王而不知道他们的要领，然而还自以为才气横溢、志向远大、见闻广博。根据往古旧说来创建新说，把它称为“五行”，十分乖僻背理而不合礼法，幽深隐微而难以讲说，晦涩缠结而无从解释，却还粉饰他们的言论并郑重其事地宣布：“这才真正是先师孔子的言论啊。”此一学说由子思倡导，孟轲随声附和。《荀子·非十二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

一方面孔子罕言性与天道，另一方面思孟学派畅言性与天道，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孔子将重要思想传给了自己的孙子，思孟学派实为孔门心性秘法！遗憾的是，该派的核心经典《五行》等竟然在汉以后失传，唐代杨倞在为《荀子》作注时，已经不知“五行”为何物，干脆将之解释为仁义礼智信“五常”。

更为不幸的是，宋明理学家为树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拈出思孟学派的重要作品《孟子》《大学》《中庸》，与《论语》一起合称“四书”，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他们也不知何谓思孟学派，最后不得不采用引佛入儒，以佛解儒的方法，结果进退失据，不仅不能深入佛家，还颠倒了圣贤大法。在历史惯性的作用下，宋明理学的影响至今，已成为21世纪复兴中国文化的巨大障碍。

我们是幸运的。1973年和1993年，五行学派的核心经典《五行》分别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和湖北荆门郭店村战国楚墓出土，前者是帛书，且有解释性文字“说”。《五行》揭示了思孟学派的基本概念体系，使我们能够正确理解《大学》《中庸》及思孟学派，孔子的性与天道之学也因之得以大白于天下。

这是中国历史文化领域翻天覆地的大事，值得我们详细考察。

一、人道之善是起点，天道之德是终点

尽管五行学派的核心经典《五行》汉以后即散失，但其思想并没有消失，而是以隐性的形式存在于《孟子》《大学》《中庸》等传世经典中。

《五行》篇开宗明义，讲植根于人性的仁、义、礼、智、圣五行，及五种德行根植于人心的重要性。五行分两个层次，一是居下位的人道之善仁、义、礼、智，二是包括人道之善，居上位的天道之德仁、义、礼、智、圣。上面说：“仁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智行于内，谓之德之行；不行于内，谓之行。义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礼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行于内，谓之行。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1】

为何“圣”德如此重要呢？因为它能闻而知之，见于无形，只有圣人能做到这一点。而善的境界“智”，只能见而知之，按帛书本说智就是“由所见知所不见也”。

庞朴先生注意到，仁、义、礼、智、圣仍存在于《孟子》《中庸》中，只是前人多将之忽略。《孟子·尽心下》有：“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认为五行属于天命，但也是人性所有，所以君子不把它们单纯看作得之于天地的东西，而是顺从天性努力实现之。

子思作的《中庸》中也是五行并称。上面分别言说圣、仁、义、礼、智的境界：“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

此段文字十分重要，它告诉我们子思是如何“略法先王”“案往旧造说”的。具体言之，其源自夏代大典《尚书·洪范》中的“五事”、执政者的五种内在修养。包括仪容、语言、观察、听闻、思考五个方面。李学勤曾列表说明《洪范》《中庸》《五行》的内在联系，如下：

来源：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页

“仁”的对应关系不明显，这可能是荀子批判五行学派“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甚僻违而无类”的原因之一。

除了天道之德“五行”，人道之善“四行”在传世文献中也存在。《礼记·丧服四制》谈到丧服制定的原则时说：“恩者仁也，理者义也，节者礼也，权者智也。仁义礼智，人道具矣。”其顺序也是仁、义、礼、智。

仁、义、礼、智是孟子的重要思想，称之为“四端”。并认为这些人道之善是君子的本性，植根于他们的内心。此与《五行》强调诸行“形于内”相通。《孟子·公孙丑上》论四端时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尽心上》：“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

作为人道之善，需要不断扩充，提升，帛书本说称为“能进端”，即孟子扩充四端之意。上面说：“能进端，能终端，则为君子耳矣；弗能进，各止于其里。……仁覆四海，义襄（襄，xiāng，这里是助的意思——笔者注）天下，而成由其中心行之，亦君子已！”

五行中，不仅善、德对称，而且智、圣也常常对称。比如说“见而知之者，智也。闻而知之者，圣也。”其相互关系也是清楚的，人道之善（智）是起点，天道之德（圣）是终点。孟子形象地指出：孔子可以称为集大成者。集大成就好比乐队演奏，以镈钟声开始起音，以玉磐声结束收尾。镈钟起音是有条有理地开始，玉磐收尾是有条有理地结束。有条理地开始象征着智，有条理地结束象征着圣。《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思孟学派除了强调诸行间的本末、始终关系，还强调诸行间的合和。分别称为“至善”和“至德”，即《五行》中的“善之至”“德之至”。

帛书本说解释天道“五行之所和也，和则乐，乐则有德”时指出，五种德行“和”的境界就如同和谐的音乐，能达到顺畅自然，快乐通达的境界，这种通达境界就是“德之至”、至德。“和者，有犹五声之和也。乐者，言其流体也，机然忘塞也。忘塞，德之至也。”

帛书本说解释人道“四行之所和也，和则同，同则善”时指出，四种德行“和”的境界就如同和谐的音乐，使四者同归于善心，这种境界就是“善之至”、至善。“和者，有犹五声之和也。同者，□约也，与心若一也，言舍夫四也，而四者同于善心也。同，善之至也。”

二、宋明理学家颠倒了圣贤大道的本末

理顺了思孟学派的基本概念体系，我们就会幡然醒悟宋明理学家在解释《大学》这类重要经典时造成的混乱，甚至颠倒了圣贤大道的本末。《大学》也是开宗明义，其首章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大学》被宋代理学家认为是“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主要阐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道理。由于后人不知思孟学派中德与善，至德、至善之所指，因此只能借助佛教虚灵不昧的“本心”观念，强为之说。

比如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解释“明德”时说：“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实际上帛书本《五行》中对“明明德”及“明明德于天下”有相应的阐释，称为“德之至”“大德备成”。上面说：“‘五行之所和也，和则乐’，和者，有犹五声之和也。乐者，言其流体也，机然忘塞也。忘塞，德之至也；‘乐而后有德，有德而国家兴’，国家兴者，言天下之兴仁义也。言其□□乐也；‘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此之谓也’，言大德备成矣。”

朱熹解释“止于至善”时说：“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新，原作亲，宋人误改为新——笔者注）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

上述解释不仅与五行学派至善、至德的观念风马牛不相及，还颠倒了善与德之间先与后、始与终的次第关系，这样做不仅不会“近道”，反而会离真知大道越来越远！

考虑到朱熹《四书》注在元代就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其对国人心智上的蒙蔽之深，我们就会理解五行学派的消亡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冲击。如果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路线图错了，这个民族必将走向无尽的空疏与迷惑、困顿与灾难——它锁定了宋以后中华民族国运衰微的历史命运！

此一历史颓势，直至经历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文化洗礼后方才扭转。

三、学术之亡意味着亡天下

从宋代理学家开始，中国学术开启了系统性的佛教化进程，逐步完成了“儒表佛里”的蜕变。梁启超曾对宋明理学家引佛入儒的暗度陈仓之举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宋明理学的原罪，是自欺欺人之举。他写道：“唐代佛学极昌之后，宋儒采之，以建设一种‘儒表佛里’的新哲学，至明而全盛。此派新哲学，在历史上有极大之价值，自无待言。顾吾辈所最不慊（慊，qiàn，满意——笔者注）者，其一，既采取佛说而损益之，何可讳其所自出，而反加以丑诋。其二，所创新派既并非孔孟本来面目，何必附其名而淆其实。是故吾于宋明之学，认其独到且有益之处确不少，但对于其建设表示之形式，不能曲恕，谓其既诬孔，且诬佛，而并以自诬也。”【2】

梁启超仍认为宋明理学有独到的价值，当是不知其误读圣典、颠倒大道的缘故。南怀瑾先生注意到理学家在学理上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在《禅海蠡测》一书中，他评论北宋理学的滥觞李翱《复性书》时指出：“实则，李氏出入佛学，仍未彻底。诚如李氏之言，性本圣洁，因情生而惑乱，此圣洁净明之性，何因而起情之作用？岂谓性不自生，因情故明。则情返而性复，复性而当复生情矣。若谓置制此情而后复性，则制之一著，岂亦非情乎？性能自制，情何以生？制亦情生，终非性明自体。此则自语相违，矛盾未定。所以然者，盖其自未见性，但认得清明在躬，性净明体者，即为自性。殊不知此乃心理上意识明了，澄澄湛湛觉明之境，以之言性，谬实千里。明亦性境，情亦性境。此性不住于明暗昏清，亦未离于明暗昏清，则非李氏之所知欤？”【3】

学术亡则天下亡！佛教鹊巢鸠占，中国古典文化只剩毫无活力的躯壳。加之佛家重内轻外，缺乏成熟的治国理政之道，“儒表佛里”的中国全境陆沉成为势所必然。同样经历亡国之痛的清儒王夫之对此感同身受。他曾悲愤地写道：“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4】

内养外用，修齐治平一以贯之的道术为天下裂久矣。思孟学派核心经典《五行》出土已五十多年，至今仍未获得世人的普遍重视。当今诸多学人对安身立命、安邦治国的大本大源不去孜孜以求，反而沉迷于理学家肤浅的佛学观念中，或学步西方学人“以西释中”。中国文化的西学化同佛学化一样危险——这种自我否定、自我异化是怎样的历史悲剧啊！

殷鉴不远，醒醒吧——国人！

注释：

【1】以下《五行》释文，皆从庞朴先生《竹帛<五行>篇校注》，收入《庞朴文集》第2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3】《南怀瑾选集》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页。

【4】王夫之：《宋论》，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9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