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政通人和，是中国人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只有执政者承担起教化人民的责任，人民以委婉的形式规谏执政者，才能实现上下互动和谐。为什么批评政府和执政者要以委婉的形式，因为在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中，执政者与平民百姓是上下级关系，出于对上级的尊重，提意见和建议要采取委婉的形式。

而在西方文明中，社会与政府间长期显示出更大的张力，西方人对政府和执政者的批评方式也更为直接。由此可见，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导致人民对执政者的批评方式不同。但我们不能说中国古代是专制，不允许人民批评政府和执政者。事实上《诗经》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人民对政府和执政者的批评。《诗大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谲谏，jué jiàn，委婉地规谏——笔者注），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到了宋代，传统政治风尚为之一变，皇权扩张，执政者变得几乎不能被批评。这是中国政治文明的退步。难怪南宋朱熹认为《毛诗序》说《狡童》中指责郑昭公为狡童，不合常理。《朱子语类·诗二》：“经书都被人说坏了，前后相仍不觉。且如《狡童》诗是序之妄，安得当时人民敢指其君为‘狡童’！况忽之所为，可谓之愚，何狡之有？当是男女相怨之诗。”

在《诗集传》中，朱熹直接称《狡童》为“此亦淫女见绝而戏其人之词。言悦己者众,子虽见绝，未至于使我不能餐也”。近代解诗者多附和朱子之说，对于《诗经》作为“经”的教化本质、沟通上下的社会功用已经忘记了。

公元前701年郑庄公去世后，君主的废立皆由权臣祭仲把持，他甚至两度立郑昭公（太子忽）。政治重心的失稳对国家来说是灾难性的，所以圣人编《诗》，一再强调大臣专权的危险。《毛诗序》：“《狡童》，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

《毛诗注疏》解释说，所谓“权”，就是秤，用来衡量轻重。大臣独揽国家政事，决策全由他掌控，这种人就叫权臣。“擅命”，是指独断国家的法令，发布号令时全凭个人意志，不再向君主请示。郑昭公的臣子中如此行事的，只有祭仲一人。“权者，称也，所以铨量轻重。大臣专国之政，轻重由之，是之谓权臣也。擅命，谓专擅国之教命，有所号令，自以己意行之，不复谘白于君。郑忽之臣有如此者，唯祭仲耳。”

《左传·桓公十五年》说“祭仲专”。面对祭仲专权，郑国贤人期待昭公能有所作为，重振君权。于是作《狡童》诗云：“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毛诗注疏》认为，贤臣本想与忽共谋国事，但忽不能采纳良言，虽然年长却怀有幼稚任性的心思，童心不改，所以称他为“狡童”。这就像在说，那个徒有美貌的年轻人啊，不愿与我等贤士商议国事。正因为你不与我等商议，才导致权臣独断专行，国家危亡，使我忧心忡忡食不下咽啊。“贤人欲与忽图事，而忽不能受。忽虽年长而有壮狡之志，童心未改，故谓之为狡童。言彼狡好之幼童兮，不与我贤人言说国事兮。维子昭公不与我言之，故至令权臣擅命，国将危亡，使我忧之，不能餐食兮。”

今天，我们品读《狡童》，诗人心系国事，食不下咽，其忧愤之情仍不免令人动容。正所谓：国事艰难托狡童，奈何良言不信听。食不下咽多忧闷，霸业凋零乱政中。

经文：

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语译：

幼稚任性的你呀，不用贤人谋国言。为你苦恼为国忧，使我忧心食不咽。

狂傲自负的你呀，不用贤人食䘵位。为你苦恼为国忧，使我苦闷难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