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过去四五千年来，中国特色的政治可以一言以蔽之，曰：贤能政治！贤能之士与各色人等各安其位，才能实现抱法处势，无为而治。

中国先哲将政治作为一种专业，认为只有德才兼备、“又红又专”者，方能治理好国家。如何选举出贤能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外在表现多方面考察一个人的内在品行；二是通过法制化、数量化的功勋制度，将那些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依次提拔到领导岗位。社会贡献主要通过劳和功来衡量。劳是评定一个人在日常工作中的业绩标准，用年、月、日表示；功是体现一个人在边防安全、社会稳定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以斩敌捕盗的数量来计算。四劳相当于一功。

如何考察一个人的品德贤还是不肖呢？从西周开始这就是一个大学问。《逸周书·官人》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涉及品评人物的六个方面，即“六征”，包括鉴别真诚（观诚）、考察言辞（考言）、审察声音（视声）、观察神色（观色）、洞悉隐情（观隐）、度量德行（揆德）。

如果贤能政治不行，贤、不肖不辨，则会导致社会大乱。《山有扶苏》就是讽刺太子忽（后来的郑昭公）不能选贤与能，美丑颠倒。《毛诗序》云：“《山有扶苏》，刺忽也。所美非美然。”郑玄笺注：“言忽所美之人，实非美人。”东汉末年徐干（170-217年）谈到治国平天下的贤能难得，不可只听信公共舆论时说：“则时俗之所不誉者，未必为非也。其所誉者，未必为是也。故《诗》曰：‘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言所谓好者非好，丑者非丑，亦由乱之所致也。”（《中论·审大臣》）

太子忽可以说是《诗经·郑风》树立的一个反面典型。《郑风》二十一首诗中，刺诗有十四首，其中四首为刺忽之作，分别为《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和《狡童》。《有女同车》刺公子忽不娶齐女，失大国之助。《山有扶苏》则讽刺公子忽为政贤愚不辨——不用贤人，反任用小人。

诗开篇以“扶苏”起兴。对于诗的首章“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毛诗注疏》认为，诗人以高山上的小树和低湿地的荷花为喻。树木本应生长在高山，水草自然生长于洼地，世间万物各得其所才是天下太平的正理——犹如君子居高位、小人处卑位。然而太子忽却反其道而行，将小人置于高位而贬抑君子，违背了自然常理。他所宠信的全是奸佞小人，诗人观察他的朝堂，竟找不到一位精通礼法的贤臣君子，只见狂愚丑陋昭公一般的庸人，君臣皆非贤才，诗人因此讽刺之。“山上有扶苏之木，隰中有荷华之草，木生于山，草生于隰，高下各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于上位，置君子于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忽之所爱，皆是小人，我适忽之朝上，观其君臣，不见有美好之子闲习礼法者，乃唯见狂丑之昭公耳。言臣无贤者，君又狂丑，故以刺之。”

木生于山，草生于隰，高下各得其宜，世间万物各得其所，这是自然界获得平衡的状态。一国的政治生态同样如此，贤能之士须居上位，无功德者要处下位——在此意义上，贤能政治更合乎自然规律。

经文：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山有桥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语译：

高山之上有扶苏，山下湿地荷花生。不见贤德美子都，只见丑陋之狂徒。

山上生着高高松，山下湿地有游龙。不见贤德美子充，只见无德之狡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