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

《诗经》不同于一般的诗，所辑诗常常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且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因事以寓教”的目的。

《叔于田》和《大叔于田》同为刺庄公之作，两首诗的主人公同为庄公之弟段。《毛诗序》云：“《大叔于田》，刺庄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义而得众也。”

《毛诗注疏》深入阐释说，叔段自负有才，倚仗人多势众，终成祸乱之源，而郑庄公却不防患未然，防微杜渐，因此作诗讽刺。诗中列举段擅长射箭驾车，可见其多才多艺；赤膊上阵搏击猛虎，显示其勇武无比；众人火把齐举围猎的场面，是说他深得民心。“叔负才恃众，必为乱阶，而公不知禁，故刺之。经陈其善射御之等，是多才也；‘襢裼暴虎’，是好勇也；‘火烈具举’，是得众也。”

宋以来学人不知“颂其诗”知人论世的重要性，看到诗中没有叔段的名字，就认为这是赞美一般的武士或猎手。若如此，《大叔于田》将只是一首优美的诗歌，不能称之为“经”！清代学者崔述（1740—1816年）就曾指出，《毛诗》在解读诗篇时常存在牵强附会的倾向。例如“仲”和“叔”本为古代男子常用的表字排行，郑国人口数以万计，以“仲”“叔”为表字者不计其数。但《毛诗》只要看到诗中提及“叔”就认定指叔段，提到“仲”就认定指祭仲，完全不顾及具体语境是否契合。试问难道郑国有了共叔段，其他人都不能再以“叔”为表字？有了祭仲，其他人就都不允许以“仲”为表字了吗？《读风偶识·卷三》：“大抵《毛诗》专事附会。仲与叔皆男子之字，郑国之人不啻数万，其字仲与叔者不知几何也，乃称叔即以为共叔，称仲即以为祭仲，情势之合与否皆不复问。然则郑有共叔，他人即不得复字叔，郑有祭仲，他人即不得复字仲乎？”

这种认识是浅薄的。祝秀权先生反驳道：“今人多以为此诗乃赞美一般的武士或猎手，无法知其为叔段。此则不然。普通武士，值得为他写赞美诗吗？会有人为他写赞美诗吗？即使有，圣人会录之于《诗》吗？如果说《诗》有史的因素，它绝不是一般的史，因为古往今来任何的‘史’，无一不是统治阶级的史，王家贵族的史。而录之于《诗》中的‘史’，又是王家贵族之史中的‘大节’，更不会与普通人有关了。”（祝秀权：《诗经正义》，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903页）

事实上，公元前722年“郑伯克段于鄢”是重大国际事件，《春秋三传》都曾提及此事。尽管三传的记述从事实到义理都不同。《左传》记载郑伯最后并没有杀掉弟弟，但《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记载说庄公杀死了弟弟。从《谷梁传》的评论中我们也能看到，《大叔于田》对叔段表面上多赞美之词，实际是在贬低他。就是说，诗人不仅在讽刺庄公，也在贬低叔段——二人是“兄不兄，弟不弟”的反面典型！

《谷梁传》作者解释经文“郑伯克段于鄢”时说：“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段失弟之道矣。贱段而甚（甚，这里的意思是认为郑伯太过分——笔者注）郑伯也。何甚乎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

《谷梁传》可谓得《大叔于田》诗人之心。中国古典政治以礼义教化，德治为先。郑庄公不能教化自己的弟弟，反而以退为进，阴谋灭掉弟弟，所以时人对其多有讥讽，《诗经》中连续两篇收入内容相近、主旨相同的诗，可见圣人用心良苦！

在西方学术垄断知识界，国人安身立命的经学经典陆沉之日，我们当知教化对于国家认同的核心意义！

经文：

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襢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无狃，戒其伤女。

叔于田，乘乘黄。两服上襄，两骖雁行。叔在薮，火烈具扬。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罄控忌，抑纵送忌。

叔于田，乘乘鸨。两服齐首，两骖如手。叔在薮，火烈具阜。叔马慢忌，叔发罕忌。抑释掤忌，抑鬯弓忌。

语译：

大叔打猎又出发，威风英武驾四马。手握马缰如丝组，骖马追随如起舞。大叔打猎在林薮，火把齐举围猎物。赤膊空拳打老虎，老虎献到庄公处。我请叔呀别大意，提防老虎伤到你。

大叔打猎又出发，四匹黄马御手驾。两匹服马首高昂，骖马紧跟如雁行。大叔打猎到林薮，火光飞扬围猎物。大叔善射百发中，驾车他是好御手。策马飞奔或急停，时而射箭时而追。

大叔打猎又出发，四匹花马跑不停。中央服马并头行，两边骖马如双手。大叔打猎在林薮，火把熊熊围猎物。大叔乘马慢下来，禽兽渐少箭发少。打开箭筒放入箭，收弓入袋往回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