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的浩瀚长河中，经学如同一座巍峨的山峰，静静地矗立在苍茫历史之中。它不仅是时间的见证者，更是圣人为万世立法的智慧结晶。然而，随着近代学术的转型，这座山峰逐渐被学术尘埃所覆盖——从“圣人之法”转变为“史家之史”，由“法”而“史”。

将经学视为史学，实为颠倒时空，反客为主。因为汉代以前无独立史书一类，史书本为经学的分支。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司马迁的《史记》仍位居经学的春秋类。汉以前无史书类，源于西周王官学的经何以能成为史！

由“法”而“史”，这一转变导致经学的沦亡，而古文大师章太炎竟是经学陆沉的前驱者！他当年将六经视为史籍，将孔子视为良史，本想对抗神秘化、宗教化的今人经学，不料却被学人乱用，终致经学的史料化以及经学本身的瓦解，陈壁生先生形象地称之为“以历史记载瓦解价值”。他回顾了章太炎的经学观后痛心地写道：“在经学史上，对‘经’、‘儒’、‘素王’诸关键词的理解，决定了对经学大方向的认识。章太炎解释这三个概念，都以‘历史’的眼光，纵横其博闻多识的才华意气，追究其本意，胪列（胪列，lú liè，意思是罗列，列举——笔者注）其歧义，结果不是使其意旨大明，而是使其价值全失。”【1】

1、章太炎的承上启下与经学的史料化

章太炎，这位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巨匠，站在经学与史学的交汇处，承上启下，试图为经学找到一条新的出路。他将六经视为史籍而非万世常法，将孔子视为良史而非立法圣贤。尽管除了《春秋》为鲁史外，其他五经皆非史书。如《尚书》是三代的号令、文件；《诗经·国风》则是周代的舆情汇编。至于《易》，更是公认的卜筮之书，只有经孔子阐发义理，才成为“易经”。而章氏却牵强附会说：“惟有《易经》似乎与史不大相关，殊不知道，《周礼》有个太卜的官，是掌《周易》的，《易经》原是卜筮的书。古来太史和卜筮测天的官，都算一类，所以《易经》也是史。”【2】

章太炎“经即史”的观点在当时如同一股清流，试图冲刷掉康有为等人加诸经学的神秘宗教色彩。然而，这股清流最终却汇入了浑浊的江河，被后人滥用，导致经学的史料化。

章太炎懂得经学是中华民族不朽的文化基因，是圣人将古老档案诗文提炼而成的华夏政治共同体之大章大法，足以垂范万世，使我们的文化模式、身份认同代代相传。1935年，章太炎发表了《论读经有利而无弊》的讲演，从开篇主旨能看出他对经学现实意义的理解：“居今而言读经，鲜不遭浅人之侮，然余敢正告国人曰：‘于今读经，有千利无一弊也。’兹分三段论之。一、论经学之利；二、论读经无顽固之弊；三、论今日一切顽固之弊，反赖读经以救。”【3】

晚年，面对自己曾经的“六经皆史”言论，章太炎心中充满了无奈与悔恨。他在给柳诒徴的信中写道：“前声已放，驷不及舌，后虽刊落（刊落，意思是删除或删削文字?——笔者注），反为浅人所取。”【4】这句话如同一声叹息，回荡在历史的走廊中，诉说着他对经学史料化的深深遗憾。

经学的史料化，直接导致经学之魂义理（经义）的消亡。经学不再是判断对错、是非的标准，而蜕化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这种买椟还珠式的转变，使得经学失去了作为圣人之法的本来面目，沦为史学的附庸。

以致直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还不能在学术上说清何谓中国特色与中国模式——过去百年经学的史料化，是中华文明的巨大灾难，远甚于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秦朝烧毁民间诗书，官府尚多留存；诛杀骗人术士，大儒尚列博士。

2、经学作为圣人之法的历史渊源

经为常法，不是普通古书。这是因为经学作为圣人之法，不是由哪个圣人、哪个皇帝决定了，而是中华5000年文明自然演化的产物，其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华文明的早期。比如《尚书·洪范》这样的鸿篇巨制，历经夏商周三代，始终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指南。今天，我们要理解中国超越西方党派政治的国家组织和政治结构，仍离不开它。【5】

西周时期，国家用先王传下来的《诗》《书》《礼》《乐》培养人才，是当时大学学生必修的四门功课。《礼记·王制第五》说，春秋两季教以《礼》《乐》，冬夏两季教以《诗》《书》。“乐正（乐正，犹今天的大学校长——笔者注）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春秋以后，《诗》《书》等经学经典的作用更为突出。例如，公元前550年（当时孔子只有一岁），太子晋反对其父周灵王筑堤拦截谷水，他将《诗》《书》同“前训”“民之宪言”并列，这里的“宪言”，指合乎礼法的言论。《国语·周语下》：“咨之前训，则非正也。观之《诗》《书》与民之宪言，则皆亡王之为也。”这表明当时经学定位了社会价值。

今天我们读汉以前的古籍，常常看到先贤引诗以证理。典型的就是《韩诗外传》，大体每一节后，都引诗以总结整篇的道理。显而易见，经学作为圣人之法，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中华文明的大经大法、天下之公理。它承载着中国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深刻思考，是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念的反映。

也因此，经学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历史性，更在于其超越历史的普遍性！

3、经学作为中华文明基因的现代表达

现实是历史的因革损益，这是东西方共同的历史规律。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他明确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6】

即使如1789年开始的、影响欧洲和世界历史极其深远的法国大革命，其巨大的历史变革也是在旧制度基础上进行的。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前言中这样写道：“1789年，法国人敢于直击自己的命运，试图斩出一道鸿沟截断过去与将来，这种大胆的做法从未有任何人民敢于尝试，他们也因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在我看来，他们在这项特立独行的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非常有限，完全没有达到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和他们所预期的那样。在这场使得旧制度完全颠覆的大革命中，一些旧制度的情感、风俗习惯以及思维方式被他们不知不觉地继续沿用——对于这一点，我十分确定。虽然他们一直极力避免一切有关旧制度的东西，但是他们在建立新社会的大厦的时候却又不可避免地用到一些旧制度的砖头瓦砾。”【7】

同样，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也是在经学文化基因的基础上进行的。

把握普通历史规律，从旧制度的深层内因去理解一场革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中国近现代的大转型之路。无论世人是否承认，经学都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中华文明的基因。改革开放和21世纪的中国，仍是这种经学文化基因的时代表达。【8】

所以，我们欲理解今日之中国特色，就必须知晓昨日之发展道路；我们欲说清楚今日之中国模式，就必须弄明白昨日之文明大法。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走出经学史料化阴影，恢复经学“万世法”的本来面目，回归中华魂！

经学不朽！因为过去5000年的中国史证明，经学中蕴含的真知是永恒的……

注释：

【1】陈壁生：《经学的瓦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0页。

【2】章太炎：《经的大意》，收入赵四方编：《章太炎讲经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3】章太炎：《论读经有利而无弊》，收入赵四方编：《章太炎讲经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4】章太炎：《与柳诒徴》，《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72页。

【5】翟玉忠、付金财：《中国人的政治教科书〈今文尚书〉》，华龄出版社2024年版，第171-197页。

【6】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9页。

【8】翟玉忠：《经学-黄老是理解“中国特色”的关键》，收入翟玉忠、付金财：《中国人的政治教科书〈今文尚书〉》，华龄出版社2024年版，第399-412页。